汉代日常审美追求

二、 汉代日常审美追求

汉代统治者的道德宣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本意是阻止世俗社会对物质生活的渴求，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被激发出来，民间逐渐形成了一股崇利求财、炫耀富贵、及时享乐的风尚。这种风尚与商人阶层的崛起有关。汉初沿袭过去观念，对商人采取抑制措施，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汉书》卷二四），但并没能阻止商人敛财及奢侈风气的盛行。文帝时，贾谊等人就对这种舍本求末的现象表示担忧，在其奏议中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那时期商人结驷连骑，以卓王孙等为代表的商人富倾一方，“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史记·货殖列传》），商人们“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晁错《论贵粟疏》）。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偏好，从中央到地方，从权贵到皇帝所重用的豪强，人们竞相夸富，追求生活的享受成为一种趋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是当时人们普遍求富趋利心态很好的写照。后人从秦汉瓦当、铜镜中看到的“安乐富贵”“君宜高官”“千秋万岁富贵”“千秋万岁宜富安世”等文字，反映的就是当时多数人难以遏止的对富贵的渴望。

其中，拥有“良田广宅”是富有的主要标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董仲舒就指出“因乘富贵之资力……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汉书·董仲舒传》），可见，拥有广阔的田宅是新贵的一个成功指标，也为其开始享受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依照财富和权力的不同，汉代最高统治者住的是雄伟壮丽的宫殿园囿，贵族住的是雕梁画栋的高楼连阁，一般民众的居住条件与之相比，则大为逊色。在中原地区，半地穴式的房屋仍有相当数量，虽如此，汉代人普遍都住得起在地面上营建的“一堂两内”的院落，并且在这种住宅中以“五口之家”作为理想的居家模式，稍富裕者可增至两重院落，少数贫寒者则只能与破屋为伍。

居住条件改善以后，对富裕阶层来说，为了享受，追求住宅的形式美与装饰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那些富豪的居室“连栋数百”者，进而会“穷极技巧”（《汉书·董仲舒传》）。由于地面建筑遗迹很难保留，后人不能看到汉代建筑的真实模样，人们只能从汉墓的形制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大量建筑图像中出现的陶楼、陶仓房等，来推测出当时富贵人家深宅大院、前堂后室的豪华情景。

汉代是统一王朝的开创阶段，专制政治体制虽要求等级有序，但整体制度上还比较宽疏，在作宅营建方面也还没有太多严苛的规定，加上经济发展的活力的冲击，此期的居住风格呈现出比较自由的特征。

（一） 市井风情

城市是国家统治的核心地点，多位于交道要塞和人口密集之处，也是四方货物进行交易的聚散地，市井生活也极为热闹。

居民区占据城市大部分地方，居民房屋至少被三重墙垣（城墙、里墙、院墙）所包围。《三辅皇图》载：城内“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人们的居所列向而立，秩序井然。从居延汉简所记录的材料推测，每家每户似乎有门牌号码作为标记，如“安定里方子惠所，舍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包自有舍，入里五门东入”“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居延汉简甲乙》）。由城门到里名，再到里中第几门以及什么方向进入，就可以找到所在的居家，这对控制、邮政和各种交流都提供了方便。

除了居民区，另一处重要生活地带就是商业区。居民区称为闾里，商业区称作市，城市中的居民住所与市场一般是分开的，两个区域加起来就是市井，《风俗通义》：“市，恃也。养赡老少，恃以不匮也。亦谓之市井。俗说：市井者，谓至市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到市也。”汉代有很多为人所熟知的说法如闾（里门）、阎（里中门）、肆（市中陈物处）、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等，指的就是市井中的重要的地点。

市场中也有住户，店铺与居所合于一身，劳作与生活起居均在其中，呈现出前店后屋的格局，成了古代社会商镇住户的普遍模式。商人是两汉时期非常活跃的阶层，他们的活动成了城市充满活力之所在。

两汉时期，除京都长安和洛阳之外，蜀地成都的市井之气就比其他城市浓厚。蜀地历来富庶，成都作为“天府之国”，名闻天下，引发很多文人墨客的赞颂。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的繁荣“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扬雄《蜀都赋》从成都的商业说：“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蜀锦的传统由汉而盛，是重要的工艺品和商品，他们深以家乡的蜀锦为自豪：“尔乃其人自造奇锦……一端数金。”（扬雄《蜀都赋》）“阛阓之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左思《蜀都赋》）依照左思的理解，成都主要特色就在于商业，因此他的《蜀都赋》又增加了对成都西部少城商业盛况的描述：“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35)

县城有两类，一类是郡治下的县，一类是郡所在的县。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其居住环境也较为优越。汉代南阳郡所在的宛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南阳早先为夏人之居，从事农耕。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40年），秦设南阳郡，“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义、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汉书·地理志》也讲：“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外来的“不轨之民”打破了当地的古朴之风， (36) 农商并重，好事者大多善货殖，动辄“家致富数千金”，社会风气开始崇尚夸富任侠。汉宣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曾对“南阳好商贾”的习俗进行治理，其具体做法，一是兴水利，开通沟渎，使民在事农中得到实利，不思货殖；二是戒奢靡，“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谴责、严惩游手好闲的人。《汉书》将他列为循吏，并称赞说：“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 (37) 然而召信臣并不能杜绝商贾之风，到两汉之际，南阳的一些名门望族仍是农商并重。刘秀的舅家湖阳樊氏就依然“善农稼，好货殖” (38) 。东汉时，南阳是“光武旧里”，作为“帝乡”，其风光非他处可比，汉画像石记录下当时众多皇亲国戚、富商大贾车骑出行、宴饮歌舞的豪华场面，说明禁止奢靡之风成为历史。南阳人宁成有一句名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意为做官、经商都要做到最好，否则就不要为人，这喊出了南阳人那种“争强斗狠”的共同心声。

作为南阳郡治所在的宛市，始建于周宣王时期，受南阳郡这一大环境的影响，商业活动也极为发达。桑弘羊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宛城列为商城之首，可见其经商风气之浓，带动了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史记·高祖本纪》：“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当然也是农商并重，《史记·货殖列传》讲：“秦、夏、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粮食是当时交易的重心，刘秀就曾在宛城卖谷（《后汉书·光武帝纪》）。宛地出产的铁兵器以其锋利闻名天下，也是工商业的一大产业。商业带来的好处竟导致有人连官都不愿意做，宛人李通就是这样的人，他“世以货殖着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后汉书·李通传》）。宛市还是士人集中的地方，“宛为大都，士之渊蔽”（《后汉书·梁翼传》），读书人活跃了市井的气氛。文化和富庶，使得宛市成为能与京师长安、洛阳并列的游乐去处，“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汉书·召信臣传》）。《后汉书·种拂传》：“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就专门写到了宛城的这种娱乐游玩的状况：“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张衡的《南都赋》集中了对宛市的环境整体的一种提炼和美化。宛市周围风水独好，西有武阙为关，东有桐柏横卧，汉水为护城河，楚长城可当作城之外廓，地势险峻，交通便利。从整体上看，宛市处于一个大盆地之中。这里矿产丰富，金彩璞玉，夜光随珠，铜锡铅铁，应有尽有。作为一个天然乐园，到处是丛笼树木，山果香草，瓜芋菜蔬，水族龙蛇和走兽飞鸟。人们放马田猎，泛舟浮船，载歌载舞。在宫室旧庐、先朝遗风中，举行多姿多彩的游乐，享用各种美酒佳酿。这一切，犹如一幅内容丰富的画卷。

南阳宛市真正美好的时节是在春光明媚的三月，人们纷纷来到野外踏青郊游：“于是暮春之褉，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偠绍便娟。微眺流涕，蛾眉连卷。”但见齐僮高唱，赵女成列，唱起楚歌，跳起郑舞，英勇无比的壮士催马射猎，炫武逞强，这一幕幕情景，展示出人们安居乐业、欢畅昂奋的精神风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两汉初有一特别的县——新丰县，是专门为刘邦的父亲解闷而设。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吴宽所营也。

新丰城模仿刘邦家乡丰邑而建，街道房屋依旧，迁移来的乡亲故人、家禽牲畜，竞都识得归家的路，确实是一个特别的环境建造，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三秦的某些人情风俗。

（二） 居处礼仪

汉代居处生活中，迎来送往有一定的礼仪。孩童自小随长辈习礼，若不讲礼仪，便会被人耻笑。人们居处长大的过程，便是熟悉各种礼仪的过程。从汉画像中各种生活场景都可依稀看出当时人普遍的施礼现象。

居处礼仪作为儒家礼乐文化的切入点与主要载体，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代的居处礼仪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席地而坐。席居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跪坐是尚鬼之商朝的起居法，后演变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天神以及招待宾客的礼节，此行为方式被加以发扬光大，成了两千年来中国礼教文化的基础。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坐具，一般使用蒲草或蔺草编织而成，有的也可以用竹为材料来做。先秦《周礼·春官·司几筵》中讲到席有莞、藻、次、蒲、熊。熊席是熊皮褥子，为国君所专用。《吕氏春秋·分职》也说：“公衣狐裘，坐熊席。”按地位的不同，席划分出不同的等级，《礼记·礼器》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不仅天子与诸侯、大夫所用席的贵重不同，而且在祭祀不同的对象时，所用的席也不同。《旧仪》：“祭天用六采绮席，祭地登紫坛用绀席，祭岳用白菅席。”《曲礼》说“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以显示对长者的尊敬。入座时，主客双方须“脱履上堂”，“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 (39) 更为谦卑的方式还须“解袜跣足”。《尚书·顾命》更是从座次朝向、质地花纹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牖间南向，敷重篾席，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如此摆设，可看出席居礼仪有一种严肃端庄的整饬美。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汉代才是席居的中心时期，这种制度来自楚国的生活方式，因为长期保持上堂脱履、登席脱袜的居仪习惯，不可能在黄河流域产生和推广，只能来自炎热的南方。不管源自何时何地，席居存在于汉代社会各个阶层已是普遍现象。

汉代朝堂或寝宫中均席地而坐。据《西京杂记》记载，未央宫的昭阳殿中就有熊席。一般用的席子形制为六尺，属大席，供多人同坐使用。—般的家居中，大席较多。《淮南子·说林》：“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居延汉简中除“六尺席”的记载外，还有三尺余的小席。与席配套的器具有镇，镇的用途是压住席角，使之平整。常以金器或玉石制作。汉代常见的镇有人形、动物形等，以动物形为多。席地时还需着深衣，在室内可尽见其雍容揖让的风度。

席地而居能表达多种感情。如在朝会宴饮时，“避席”是向某人表敬意。《汉书·灌夫传》写道：“蚡起为寿，坐者皆避席伏。已婴为寿，独故人避席，余半膝席。”田蚡位尊，众人不但“避席”，还“伏地”。而灌夫地位较低，只有故交离席，其他人对他有成见，摆出半起长跪的“膝席”姿态，表示对他的敬酒不以为然。显然不同的坐姿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感情。

“侧席”表达的是哀伤之情。《汉书·原涉传》记载，原涉是侠客，在一次集会中，得知友人无财力为母办丧事时，他在酒宴上“侧席”以致哀情。颜师古对此礼节的说明是：“礼，有忧者，侧席而坐。今涉恤人之丧，故侧席。”

此外，“绝席”意为专席，特为某人设置，表示对他的尊重。“具独坐”，表示为特殊的人物如官员而设座。座次也有讲究，汉代以“坐东向西”为尊贵。《汉书·田蚡列传》记载田蚡“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东乡”即坐在东席面朝西方，田蚡以此来表现自己比兄长尊贵。

席本身还可表达出与成就和尊严相关的含义。东汉光武帝力倡儒学，常让儒生在朝堂讲经义。有一次，规定在每次讲经胜者可加一席，有一位儒生竟赢得50余席，席成了一种荣誉的标志。在学舍中同席而坐，可表明志同道合，反之，“割席分坐”则表示情谊绝断。东汉末华歆与管宁就曾同坐于一席读书，可是华歆因羡富读书不专心，“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说新语·德行》）。

席地而坐作为先秦至两汉时期从殿堂到民间集会、议事和家居的主要行为方式，到了两汉时期，没有了先秦那种严格的礼制约束，人们普遍不太在意其规范性，认为可以有例外，因而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行为空间，但也可能被认为是粗鲁的表现。这种对循规蹈矩行为的突破，很多上层人物是始作俑者。西汉刘向《新序·杂事》记载：秦始皇宴会群臣，其子胡亥将大臣脱在阶下比较好看的鞋子通通踩坏，完全把礼仪当儿戏。出身平民的刘邦，为人随便，颜师古注《汉书》中就说到刘邦曾作“箕踞”状：“谓曲两脚，其形如箕。”此类伸腿向前的坐姿，甚是傲慢无礼，这与《礼记·曲礼》要求“坐毋箕”完全相违背。即使身为皇帝，礼仪逐渐规范后，刘邦也保留某种当初的习气，曾特许萧何可以“剑履上殿”，视君臣之礼于不顾。这种风气在民间也普遍存在，说明一般下层民众对于循规蹈矩的席居也不习惯。

张骞通西域后胡床传入中原，对坐姿有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整体的习惯，以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席地而坐仍是主流。

除座席外，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类似于床，但比床轻便，且不是用来睡的。榻一般呈方形，铺有坐垫，可单人坐一榻，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其坐姿同座席，也是跪坐。

汉代的床一般用于睡眠，也可当坐具。床多用木制，较矮，床上铺席。与先秦时床三面有栏杆围绕的款式不同，汉代的床一般无栏杆。

与席地而坐密切相关的器具是几案，可以给坐者提供倚靠或摆放各种物件的方便，如放置装有食物和饮品的碗、盘、杯等，也可以当书桌，当然无形中也给坐者带来一种完整和踏实的感受。从材质上可分为木案、石案、陶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装饰方面常刻有云气和宗教题材的纹样，“云”和“气”相生相长，与宗教内容一起营造出一种精神寄托的氛围。几案最突出的特点是腿短，特别适合汉人跪坐的姿势。

室内用来装盛物品的器具有箧、簏、笥等，都是用竹制成的箱子。既实用又能在视觉和味觉上产生刺激作用的室内物件是灯烛和香炉。汉时的灯样式众多，制作精巧。今人能知的灯具类型主要有羊尊灯、雁足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花树连枝灯、象形的人俑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卮灯、奁形灯、槃灯、耳杯灯、三足炉灯等。这些灯具使用的材质有铜、铁、陶等。香炉也是家居常备之物，可用陶制，或用铜制。

汉代居仪及室内布置围绕着席地而坐这一日常主要身体行为展开，案几、榻和床等家具都做得低矮，形成了独特的室内环境。这种设计风格，不太符合人体的舒适度，给人造成了拘束感，但对施行礼仪有好处，那种紧张的压迫时刻提醒人们不要过于随便，要注意礼节和人伦，所以家居环境具有强烈的礼教色彩。

（三） 车船交通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发号施令建成四通八达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交通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向西有渭水，经陇西、天水、河西走廊等地而通西域，可至地中海滨；向北有直道，经云阳、栎阳、上郡、五原等地，成为同匈奴作战的主要路线；向南，经斜谷道、陈仓道和子午道，会于南郑，最后入巴蜀；向东有漕渠，经函谷关达洛阳，再向东可达海滨。二是以河西走廊的张掖为中心。从这里向北，途经驿道、亭、隧各种设施，可抵达肩水、居延；向南经大斗拔谷，可进入青藏。这一交通中心是长安中心的拓展和延伸。

东汉基本上因循西汉的陆路交通线，有较大变化是长安这一中心移到了洛阳。海上交通则有长足进步，可南下南海诸国，远通大秦、安息、印度，东可至朝鲜、日本。海运发达的原因主要归于高水平的造船技术。考古发现，当时的船体已具备了桨、橹、帆、舵、锚等设备。航海时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及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象变化，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至汉时尚未用于航海。《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内地航运也随海运的发达而兴盛起来，为以后水路交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起点。

汉代交通的动力主要还是人力，人行担负是运输的基本形式之一。如借助工具，陆行主要用车马，水航则使用舟船。在边疆的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拉车的畜力是马和牛。马车称为小车，牛车称为大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 (40) 汉承秦乱，在其建立政权之初，经济衰败，天子所用车辆的马颜色都不能齐一，而“将相或乘牛车” (41) 。汉武帝时实行削弱地方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同样只能乘牛车。到后来，牛车不再是低贱和出于贫穷才选择乘坐，人们改变了观念，对牛车开始重视，到了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常愿意乘坐牛车，并不以之为耻。

马作为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一般在驿传或宾客相过时使用。先秦时代专为作战设计的可立乘的“高车”已不多见，比较普及和流行的是设有屏帷的可以坐乘的“安车”，以及没有屏帷的比较轻便、快速的“轺车”。从先秦到东汉，马车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单辕车向双辕车的过渡。双辕车的出现，改变了单辕车系马至少要两匹才能行走的局限，从而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

古人观念中乘车并不是一项简单的行为，其发生被纳入整个仪礼系统的运作中。依照等级的不同，三代时天子以德厚者处于最高的位置，乘坐用黄金装饰、象征祥瑞的山车。山车的车盖用黄缯做里子，左騑马轭上竖起纛旗。辅助天子的贤士坐的叫辂车，车上竖着画有降龙图案的旗子。后来天下秩序大乱，君臣的礼制被打破，也就没有了山车、辂车的分别。时至汉代，天子的座驾称为乘舆，其式样沿袭的是孔子时代的辂车。

乘舆极为华美，坚固的车轮其双辋、双毂、双辖都刻有朱色花纹，车厢的倚和较贴着金箔做成的互相交错的金龙，龙首衔在轭上，画在车前扶手木栏（轼）上的是伏虎，车辕头上的横木（衡）立着金鸟，左右各配有一个吉祥筒，鹿头龙纹画在辀上，羽毛装饰的车盖四周配有金花，车上坚着高达九仞、系着12条飘带、画有日月和飞升龙形的大旗。象牙做的马嚼子，镂刻着涂金的马面当卢，金马冠连接铁制方形纥，纥上插有雉尾，马腹带和颈带用金色双丝细绢做成，左侧纛旗有牦牛尾装饰。整辆车要用六匹马来拉动，如此讲究，充分体现了皇帝的尊贵。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耕车（又称芝车）的装饰基本上与乘舆同，只是多了三个伞盖，放箭的地方改为放耒耜。出征时乘坐的戎车、校猎时乘坐的猎车的样式整体上也没太大变化，只是出自实用和符合具体环境的要求，局部装备稍有不同而已。

乘舆用做“大驾”仪仗时，场面极为浩大，启用最高的规格，以显示权力的威严。行进中，公卿在前面导引，太傅驾车，大将军做陪乘。随行车辆有81骑，都黑盖赤里，朱色车轓，备用的车辆则不计其数。在西都由于甘泉宫的存在，能提供各种方便，这种大驾经常进行，而在东都，出于节俭，“唯大行乃大驾” (42) 。如天子行“法驾”礼仪时，规格较低，公卿不用再编入仪仗之中，用河南尹、执金吾和洛阳令做导引，奉车郎在前面驾车，侍中做陪乘。虽如此，随从尚有36辆车，坐的都是大夫。“大驾”和“法驾”都用在郊外祭天仪式中，区别在于“法驾”的规模比“大驾”的随从车减半而已。相比之下，“小驾”则规模较小，它用在祭地、祭明堂以及祭宗庙的仪式之中。

妇女乘坐的车叫“车”。“，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这种有屏风的遮掩一定意义上迎合了女性的身份和生理特点。太皇太后、皇太后不使用法驾仪仗时，就乘坐紫色毛线做屏幕的车，长公主坐的则是以赤色毛线做成衣蔽的车，公主、王妃和贵人则乘油画车。此外，还有青盖车、绿车、皂盖车、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导从车，以及跟具体用途相关的辒辌车（载尸柩）、栈车（载竹木）、槛车（囚罪犯）、辎车（载衣物）、柏车（赴任时坐）等等，都在汉代生活中发挥作用。

《后汉书·舆服志》详细记载了乘车制度：皇太子、皇子都乘安车，车轮饰有朱色花纹，青色盖，金花装饰伞骨，黑色鹿头龙纹，车上有绘画，车辀上有文饰，黄金涂饰车的五个端头。公侯也乘安车，车轮也饰有朱色花纹，较上画倚鹿形，轼上画伏熊形，黑缯车盖，黑色车，右侧有騑马。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的官员的乘车都有黑色伞盖，两侧车是朱色。一千石和六百石的官员，其突出标志是左侧车呈朱色。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此外，“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从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 (43) 。商人不能乘马车，只能与三老等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

当权者用车这些做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环境气场，背后蕴含多少劳作和辛酸，花费了无尽的财物，却没太多实际用途，纯粹就是为了摆设，其目的仅仅是展示权力。操纵仪式的当权者以铺排程度的大小来衡量权力，这些仪式成为证明这些权贵存在的手段。铺排规格愈高，权力的表现愈令人印象深刻。在整个权力场中不只是受支配者晕眩，掌权者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重点是，不是每个人都被伪装迷惑，而是每个人不得不参与或静观以保持沉默。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默契，不服务于某种明确的目的，甚至也不是为了欺骗，然而当权者们却乐此不疲。

汉代交通环境中，在郡县中设有一种提供特殊服务的居所——传舍，这是汉代交通的一个特色。

传舍在先秦时已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记有秦昭王“舍相如广成传舍”，而真正普及是在秦汉时期，从史书上可知有“高阳传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六传舍”（《史记·外戚列传》）、“平阳传舍”（《汉书·霍光传》）、“上党传舍”（《后汉书·鲍永传》）等。汉代时由长安出发，北至涿郡，东至琅邪，南至楚地，都设有传舍。边远地区比如西北的敦煌、居延，南方的桂阳也有关于传舍的记载。传舍名称的来源，依颜师古注《汉书·郦食其传》的说法，“谓传置之舍也”，具体指“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意思就是宿驿的旅店。又由于有不断流转之意，汉宣帝时的盖宽饶，把富贵变化亦称为“传舍”（《汉书·盖宽饶传》）。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传舍，它是国家设立的免费为传送公文的吏卒、过往的官吏以及朝廷特许的某些人提供食宿的地方，进去的人需出具凭证。

作为国家机构，传舍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保证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地传到全国各地，这注定了它首先服务的是来往官员的住宿。《风俗通义》佚文载：“诸侯及使者有传信，乃得舍于传耳。今刺史行部，车号传车，从事督邮。”刺史巡视地方时，应住在传舍。宣帝时，扬州刺史何武到郡国巡视，先到学校见儒生，然后再“入传舍”（《汉书·何武传》）。昌邑王刘贺入长安主持昭帝丧事时，竟在其所住传舍纵欲，“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 (44) 。但有时传舍也住进一些有特别身份的人，如《汉书·龚胜传》记载，昭帝时，涿郡有一个叫韩福的人本来以德行被征用，可人到长安后，未被重用而只能回乡，昭帝就特许“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

传舍在很多地方可称为“传”，是邮政的一个重要设施。据《风俗通义·穷通》记载，中山人祝恬为公车所征，过汲县时得病，诸儒生向汲令应融报告，应融到客舍探望后，就带祝恬“宿止传中”。东汉初年，桂阳太守卫飒为加强统治，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后汉书·循吏列传》）。

有关居所的大小，后代考古从敦煌悬泉遗址中测定，汉代传舍庭院约2500平方米，院内有20多间房屋，房间的大小不一，大的房屋达36平方米，小的房屋只有9平方米，此外，院内还设有马厩3间。作为常设的吏卒止息之地，传舍的食宿有一定的标准。据云梦秦简《传食律》记载，不同地位的人在传舍中就有不同的伙食标准。从居延汉简中又可知道，在边远地区的传舍竟还储备有鸡、鱼、酒、粟、牛肉、羊肉等食材，这么丰富的食物足见传舍在行政生活中的重要性。一般生活设施方面也较为齐全，如沐浴场所与盥洗用具在传舍中就是常见的配备。郦食其到高阳见刘邦时，“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汉书·郦食其传》），这种令郦食丽不堪的场面就发生在传舍。窦太后入选皇宫时，在传舍也发生类似的沐浴场面，她与其弟“决于传舍，丐沐沐”（《后汉书·外戚传》）。1958年，贵州西北乌蒙山脉中的赫章县出土了一件汉代用于取暖的铁炉子，其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的铭文，可见传舍的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的。

由于有完备的食宿条件与安全设施，在战乱之时，传舍常常成为人们的存身之地。刘邦从沛地招兵买马驻扎在陈留时，就“止高阳传舍”（《汉书·郦食其传》）。两汉交际之间，刘秀转战到河北饶阳，所属部队缺乏粮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后汉书·光武帝纪》）。后由于食相太差，引起传吏的怀疑，传吏“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后汉书·光武帝纪》）。从传吏的椎鼓，可看出传舍还有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