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道的境域化

《春秋繁露》把境域的核心标志为“道化”，即用儒家的“中和”来统领整个道论。

董仲舒的“循天之道”，从“中春”“中秋”之位找到“中和”的时空点。他说：“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 (16)

这是典型的阴阳五行思路，把诸子在思想发生阶段有意无意形成的核心主题——天道，用更为有质感的“中和”来表述，其中“南北两中”和“东西两和”的契合极富精神意味。从中可看出，道的境域化不是简单的具体化，而是阴阳五行化，作为有“量度”意味的“中”（“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时刻都要与富有动感的“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神会才能成其“中”，“和”也只有落实到有一定可把握的度才能成其道。

“中”与“和”在道之度内各侧显出不同的重点，从东西方“生养”关系看，可以用“中”来体现，即：“天地之经，至东方之中，而所生大养；至西方之中，而所养大成。一岁四起，业而必于中。” (17) 但是“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和”在度内一直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 (18) 董仲舒对“中和”的反面，也用极具境域式的发生来表达，他说：“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 (19) 即出现了阴阳在南北之行中的错位——“不中”，在此，“不和”是从精神意念上顺带而出 (20) 。面对“不中”“不和”，天地有“兼功”之能：“天地之制也，兼和与不和、中与不中……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21) 既如此，“中和”就起码能展开两个层次，在最终的“天道美于和”的总趋势之下，又有“中和”与“不中不和”的相反两面。第一层面的“中和”可以看作与道同一精神等级的表达，其所表达出的“天道美于和”之中可直接悟出的美本身即可当作大美。“中和之美”在儒家思想中有很多体现。《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22) 这是明确的对于中和美的表述。此外，“兴”“观”“群”“怨”等范畴及“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等命题的提出，成为支撑中国伦理美学的一大支柱；就诗歌而言，则是要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形神兼备”“发纤秾与简古，寄至味与淡泊”“境与意会”“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等，也完全符合“中和之美”。第二层面的“中和”及其反面则可以看作道的次一级——分了阴阳的表达，由阴阳扶助而烘出的美有了一定的痕迹，即可当作小美。这种阴阳调协、刚柔相济的和谐状态，《乐记》从音乐对人身心影响的角度也有生动的表达，即：“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23) 由阴阳推及五行，五行中以土为“中和”的位次，土可以联系到土地、大地，“地（土）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24) ，由于地可以滋生万物且蕃盛不已，五行之中土自然也成为生生不息之美的发生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土色为黄，黄帝属土德，黄色为尊贵之色，《周易》坤卦六五爻辞有“黄裳，元吉”之说，由此，帝王身着黄色的龙袍，与其管辖之下的黄土地相烘托，又能生发出一种伟岸而尊显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