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物候及节日
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界物象的变化，总结出一套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可称为物候学。物候一般指植物的发芽、抽叶、开花、结果、落叶等；动物的飞来、鸣叫、离去等；水文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等；天文则包括一年四季日月星辰的变化和运行等。这些物象之间互有关联并且会引起先后系列必然变化。由于农业活动往往涉及环境的多方面因素，人们就找出物候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节点，以之作为生产的指导。这种契合，时间在当中成了一个主要标志，而以规定生产时令为主要内容的“月令”也就自然会注重某些物候现象。在《四民月令》中，物候主要有：
一月份，“百卉萌动，蛰虫启户”。这一现象指明了花草与昆虫在春天来临之际的互动关系。由于天气寒冷，农事尚早，人们的主要生产都在户内进行。《夏小正》中描绘一月的物候现象更详细：“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柳稊，梅、杏、杝桃则华；鸡桴粥。”《逸周书·月令解》也有类似描绘：“（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 (53) 对风、虫、鱼的出现，后世的物候有更确定的日子：“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鱼陟负冰）。”这些典籍在一月份共同注意到的物候现象是蛰虫的动态。
二月份，“玄鸟巢，刻涂墙”。人们为了燕子能有地方筑巢，主动利用闲暇赶在燕子飞来之前整治房屋，这一现象表面看似简单，事实上反映了人们对物候更深的掌握程度。一般的农事都是有了什么物候，就开始做什么事情，而“燕子来巢”这件事除了表明春天的到来，还意味着燕子与人的亲善。在百姓看来，家门有燕子出入，表明是有福之人，正因为有这等重要意义，人们必须先行做点什么。《夏小正》也说到燕子，其文曰：“二月：荣菫，采蘩；来降燕；有鸣仓庚。”《逸周书·月令解》有：“（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玄鸟至……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由此可见，“燕子巢”是二月的重要物候。
相比而言，三月份涉及的物候现象较多。其一：“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传统物候称“惊鸷之日桃始华”，到了三月，桃花盛开是农民开播的总信号。“候时而种”，极为明确地指明了掌握时令的重要性以及农民对农时的依赖。其二：“杏花盛，可菑沙白轻土之田。”杏花盛开的时候，可以去耕种疏松土轻的田。其三：“榆荚落，可种蓝。”榆荚在二月结完实发了白，已到了老落的时候，这时可以种蓼蓝。其四：“‘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黄昏参星要落下的时候，桑椹红了，这时辰种大豆极佳。这一物候把天象与植物联系起来，从而指明某一谷物可以种植的时间，使整个过程具有更大的内涵和可信度。在《夏小正》中，对这个月物候的描述是：“三月：摄桑，委杨，始蚕；拂桐芭，鸣鸠。”两者只在注意到了桑树这一物象上有相通之处，其他皆不相同，可能是描述者分处于不同地域所致。《逸周书·月令解》则说：“（季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牙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四月份，“布谷鸣，收小蒜”。布谷鸣叫，在各地农耕中都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即表明播谷可全面开始了。“草始茂，可烧灰。”以草烧灰，就地取材，增加地的肥力。对这个月的物候，《逸周书·月令解》说：“（孟夏之月）蝼蝈鸣，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万物）继长增高。”
五月份，“煖气始盛，虫蠹并兴”。芒种节后，天气大暖，各种昆虫一并活跃起来。就此，《逸周书·月令解》也有相应记录：“（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 (54)
物候是对共生环境和物象相续关系观察的结果。对物候的注意，在经验层次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某种指导性信号，同时也指出了某些生态的信息。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当中有些科学因素，甚至可把系列现象发展为物候学。
《四民月令》重点记录了六个节日：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冬至日和腊日。
三月三，书中写道：“可采艾及柳絮。”意思是，在三月三那一天以及本月第一个逢“除”的日子可以收的药材有艾叶（温经止血、除湿驱寒）、乌韭（利气、治寒热）、矍麦（外用洗湿疹、疮毒，内服利尿、通经）和柳絮（可止疮口出血）。对艾叶的认同至今还深入民心，每年清明节，南方很多地方老百姓用来上坟的祭品中就有艾叶和糯米包上各种馅做成的糕点，糯米不好消化，艾叶助消化，两者合在一起，广受大众欢迎。人们对艾叶的认同还延续到端午节，到时门上挂上一把艾叶，可以用来驱邪。
书中于五月五仅言：“五日可作酢，合止痢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蜍以合创药；取东行蝼蛄。”意为五月初五可以做醋，配制止痢黄连丸、霍乱丸，采收葈耳茎叶，收取蟾蜍（可治疮疽）和蝼蛄（可治难产、去肉中刺和下胞衣）。
七月七，《四民月令》记载：
七日，遂作曲。
是日也，可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作干糗，采葸耳。 (55)
七月七日，与时令相关的具体农活有造曲、合蓝丸和蜀漆丸以及做干粮、采苍耳等项。之所以要造曲，是因为这时候小麦已经收成，秋收尚未开始，有时间造曲酿酒；采蓝、采蜀漆、采葈耳，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些药草适宜采集。只有曝晒经书和衣裳两项，与时令关系不大，可是为何非得在这天进行呢？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习俗然也”，也就是说，在七月七日晾晒书籍和衣裳，在东汉时期，已是一项流传已久的习俗。七夕作为节日，应该还有其他重要内容，比如拜织女、乞巧的活动，为什么作者不记录，反而去规定晾晒经书、衣物这些行为呢？有学者推测，主要原因还是《四民月令》着眼处在于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事项，拜织女、乞巧是七夕的题中之意，而晒经书、衣物虽不能显示节日特色，但七夕正当七月初，潮湿多雨的夏季将近尾声，舒畅凉爽的秋天即将开始，因此在这个时候晾晒书籍和衣物，驱除潮气，以防书本、衣物霉变生虫，也是合乎时宜之举。
对于《四民月令》七月七与七夕节的联系，《艺文类聚》卷四“七月七日”的引文说得最为明确，其文说崔寔《四民月令》记有：“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研究者认为“设酒、脯、时果”以下一段不像《四民月令》的行文风格，且其他书有有关“乞愿”一事的引文，因此都不认为是出自《四民月令》。 (56) 由此看来，《艺文类聚》的说法略为片面，但它对节日的认定是不容置疑的。
晾晒经书、衣物，作为七夕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从后代看来更为清楚。唐代宫中就专门设有曝衣楼，专供宫女们在七夕这天曝衣之用，诗人沈佺期的诗篇《七夕曝衣篇》即专吟此事。宋代朝廷的藏书机构馆阁则设有一年一度的七夕“曝书会”。魏晋时期有几个与七月初七晒书、曝衣有关的名人逸事：其一是晋人郝隆袒腹晒书的故事，《世说新语·排调篇》称某一年七月七日，名人郝隆仰躺着晒太阳，过路人问其故，郝隆以“我晒书”答之；其二是载于《世说新语·任诞篇》的阮咸曝裈的故事，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阮氏家族每到七月七日，富者晾出纱罗锦绮以显富，家境贫寒的阮咸看不惯这种现象，将自己一条大裤衩子用竹竿高高挑起，以此来与前者对抗，别人看了奇怪，他却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魏晋名士都喜欢借七月七晒书、曝衣做文章来显示其个性，可见自汉代以来这一风俗已深入人心。
《四民月令》对九月九仅言：“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枳实。”
《四民月令》对冬至日的记录最像节日：
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齐、馔、扫、涤，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脩谒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月。
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外内。 (57)
《四民月令》对腊日本身的记录较少，只提到“腊日，荐稻、鹅” (58) ，但腊日前后的祭祀事件则比较详细。书中要求庄园主，在腊日前五日，要杀猪；前三日杀羊；前二日，要斋戒、洒洗，摆好器物去祭祀先祖并进行五祀。五祀为对“门、户、井、灶、室中霤”五行神之祭，它不是一般人就能祭祀的，《白虎通义》说大夫以上才得祭五祀，为什么呢？因为：“士者位卑禄薄，但祭其先祖耳。” (59) 腊日后一天，称为“小岁”，要进酒敬神；然后像过大年一样，先向尊长敬酒，并递上名片，再向有德行的人、教书先生和老人致以节日的问候；腊日后第二天，进行蒸祭；腊日后第三天，先去祭坟，然后请同宗族的人、姻亲、宾客一起聚会，互致感恩，使彼此关系更为和睦。农事已经完毕，借节日让农人得到休息，以示惠及属下之意。
节日，作为一个时间点，它重复出现，打断了线性时间无限制的递增趋势，营造出一个与惯常不同的生活氛围，给辛苦劳作的农夫带来某些惊喜，让他们能整理一下疲倦的身心，生活有了更多的乐趣，间接地也增强了劳动的信心。节日对传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它激活了生产的单一节奏，其进行过程展现了很多伦理亲情，有的狂欢性的庆祝节目更能宣泄各种内心的不平，对保持身心的健康帮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