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武帝末年的溃败

由于有文景之治的积累，加上个人的雄才大略，汉代到武帝时期，国家实力达到了空前强盛的地步。可是到了武帝晚年，长期的边疆战争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加上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致命打击，天下竟出现了“人复相食”（《汉书·食货志上》）、“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的衰败局面。

就自然灾害而言，武帝在位54年（前144—前87年），其间发生各类灾害就达43次，数量和受灾程度在西汉各朝中居首位。研究者发现，元鼎元年（前116年）以后，灾害又来得特别密集和凶险。 (46) 自然灾害主要表现有：

水灾。黄河作为一条灾难之河，元光三年（前132年）东郡白马的瓠子堤发生大决口，引起了极大灾情，这是有史记载以来黄河所发生的1500多次溃决中的一次特大灾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盐铁论·申韩》），政府治水不力，虽花费巨大，却无功效，泛滥时间竟长达20多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才把当初的决口堵住。元鼎二年（前115年），黄河在山东段水灾为害亦十分严重。“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汉书·食货志下》）早在这年春天，就发生“大雨雪”（《汉书·武帝纪》），其程度“平地厚五尺”（《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这场大雨雪，破坏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到夏天，“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 (47) 。到秋天，水灾祸及江南地区，武帝为此忧惧不安，下诏说：“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汉书·武帝纪》）这一年从春到秋，水灾遍及关东、山东和江南等到地，汉武帝不得不组织救灾，并听任饥民到处流散就食，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

冰雹。元鼎三年（前114年）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48) 。

旱灾、蝗灾。从元鼎五年（前112年）起，旱灾、蝗灾交替出现或者并发为害。首先，这一年秋天就发生了一次蝗灾。之后，元封元年（前110年）至元封四年（前107年）连续四年出现干旱，其中元封四年旱灾最为厉害，以致“民多暍死”（《汉书·武帝纪》）。接着又是蝗灾，从元封六年（前105年）至太初三年（前102年）连续四年发生蝗灾，其中太初元年（前104年）波及的范围极大，从关东一直肆虐到敦煌，“关东蝗大起，飞，西至敦煌”（《资治通鉴·汉纪》）。旱灾和蝗灾并发主要出现在元封六年（前105年）夏、秋。此后又是旱灾、蝗灾交替出现。天汉三年（前98年）夏，大旱。太始二年（前95年）秋，旱灾。征和元年（前92年）夏，又大旱。可怕的干旱造成的伤害尚未平息，接着又是两次蝗灾，它们分别出现在征和三年（前90年）秋和四年（前89年）夏。

这些灾害，使得农业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遭到巨大破坏，“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史记·万石张叙列传》），“官旷民愁，盗贼公行”（《汉书·石奋传》）。对这种情况，诗中描述道：“阳风吸习而熇熇，群生闵懑而愁愦。陇亩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为，释其耰锄而下涕。” (49) 人口大幅度减少，武帝初人口约3000万，至武帝末期，人口数只剩“二千五百万左右，四十年间人口减少五百万以上” (50) 。整个灾情一直延续到昭帝初期，从始元四年（前83年）的诏书可看出情况还没好转，诏书中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

对自然灾害，汉武帝本人是有所认识和警醒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看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史记·封禅书》），他从自身的德性不足找原因，说他自己“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朕甚念年岁未咸登”（《汉书·武帝纪》）。能体恤天下百姓生活并为其祈福，说明最高统治者作为人还是有良心道德的。宣帝即位时，要为武帝改庙乐，长信少府夏侯胜对汉武帝晚年发生的“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的情况颇有微词，认为“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这也可以说明统治阶层对武帝末年这段历史一直耿耿于怀，表面虽都是自然之祸，可当权者认为人事也脱不了干系，后代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