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符图与环境设计

西汉末，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全面实行改革，可其所行政策完全是复古一路，不但不能挽救国家颓势，反而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人祸加上天灾，最终导致了绿林、赤眉大暴动。公元25年，刘秀基本上平定了各地的动乱，重新建立汉政权，迁都洛阳，因洛阳在西京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刘秀本人则被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帝鉴于西汉王朝诸侯专横、权臣侮主、外戚篡位等严重影响刘氏政权的教训，登基之后即大力抑制豪强，改革中央官职，精简官僚机构，优待有功之臣，迅速维护了皇权的绝对统治。思想上进一步推行儒家学说，并把它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以此为各种政治行为辩解。经济上延续执行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关注民生，试行度田制度，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由于国力尚弱，对外采取防守措施，特别是在北疆有效地避开了与匈奴的冲突，以保存实力。这些重大策略的实施，为东汉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东汉朝的格局都离不开光武帝的首创之功。正是光武帝的励精图治，使东汉迅速发展，再次出现“中兴局面”。

从环境效应看，相比于西汉，东汉朝最大的特色在于几大来自本土或异域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强化。随着儒学的神秘化，来自天地的灾异不管真实与否都被利用来影响人事的安排和走向，这就在原来的生活内容中溢出了一种新的天地配伍方式；衍自于印度的佛教自西汉时传入以来，到东汉其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宣扬也逐渐在人们的心中生根，这就在原有的知识范围中又拓展出了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先秦道家在秦帝制建立后失去了其思想活力，到汉代蜕变为道教，原有的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自在世界也滋生出了一个特别能迎合世俗的洞天福地。

从西汉起儒家学说成为汉帝国专制的主要思想工具，先秦侥幸保存下来的儒家典籍因其稀少也变得珍贵，纷纷被当作“经书”。由于时代精神已失去了原创的土壤，儒生又信奉“述而不作”，新作品不再产生，人们只能针对以往的作品不断地进行再评述。解释经典成为读书人晋升的台阶，董仲舒就是治《春秋公羊传》成功的例子。有了现实的利益驱动，读书人解经成风，以致有限的几本儒家经典——《易》《诗》《书》《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被大量阐释，到西汉末年，出现了大批衍生文本，这些新增的文本的大部分即被称为纬书，它们以《诗纬》《易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等七纬为主，共有35种，到后世大部分纬书都已亡佚，但从后人的辑录中仍可看出其大概。一般来说，经，指主要的、核心的；纬，“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则围绕着经而展开，是其补充部分。经纬合称，意在把握对象更加全面和丰富。经、纬的核心思想都专注于解释世界的各种问题，在此意义上，纬也可以认为就是经的一部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经占据了首创的位置，且已被整个文化格局和历史证成，其多重意蕴有很大的解释空间；纬作为后起之学，失去了开山的气象，只能蛰居于某一隅进行阐发。汉代纬书的惯用路径大都借孔子或黄帝、尧、舜之名，运用阴阳五行学对灾异的解释来比附儒家学说，以引起社会关注，从而达到解经者个人的目的。从纬衍生出谶， (1)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有的纬书就直接以谶命名，如《论语谶》，谶事实上是纬的进一步的推进，使用的办法是假借神的名义推出模棱两可的语词来预测未来，又称“符命”。谶纬合称仅限于以经书为根据的范围，如没有以经书为依托，谶即与纬分立开来，成为独立的现象。在历史上谶比纬延续的时间长。有的谶为了推广影响，编成歌谣，或以诗的形式传播，称为谣谶或诗谶，使用更直接明了的图式，称为“图谶”，如后世的“推背图”和“烧饼歌”。谶比纬的现世意图更为显露，讳贴近经书原义进行适当延伸，而谶则往往急功近利，随意发挥，使这条解经之路走入死胡同。但权力的需要逼迫这种行为在一段时间内流行开来，也就出现了一种“以名求实”的现象，由此带来了系列独特的生活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