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在汉武帝把汉帝国推向强盛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外征战不断，耗费巨大，造成国库严重空虚，转而盘剥百姓，社会生产和稳定受到极大破坏；对内重用酷吏，滥用刑罚，积重难返，以致怨声载道；作为帝王，个人恃才傲物，却又迷信方士神仙之术，难以明辨视听并作出正确决断。这些弊端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汉武帝晚年，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面对社会动荡，汉武帝及时悔悟，写下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以责己过，并纠正了之前系列行为以挽救帝国的颓势，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真正能起到拨乱反正效果的时间要推到其后继者昭帝和宣帝的统治时期。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崩，年仅8岁的汉昭帝弗陵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霍光善于审时度势，继续沿用汉武帝晚年的民生政策，自前87年至前74年连续九次颁布惠民诏令，包括减免田租、赐给贫农借贷粮食及种子、免除军马负担、给孤老残疾者以衣被、减少马口钱及口赋钱、减少及停止漕运、裁减官府冗员以减轻民众负担等 (2) ，这一系列措施使西汉政权得以维持。公元前74年，昭帝崩。宣帝即位，霍光仍掌握大权。前68年，霍光死，宣帝开始真正执政，励精图治，完全恢复了帝国的元气，延续了武帝以来的繁荣局面。

汉宣帝治国，极为重视贤良，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宰辅人物魏相、丙吉以及一批良吏，《汉书》为此专设“良吏传”（六位良吏中有五位是宣帝时的人）来记录这一历史现象。宣帝出身微贱，了解民间疾苦，因此他极为重视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州郡太守这一层级的吏治 (3) ，亲自参与相关官员的升迁、任免和奖罚考核，这样，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纲举而目张，上下同心同德，一时出现“百姓乐土，岁数丰穰”的局面，把“昭宣中兴”推向了顶峰。

相比于农业，工商业在这一时期更为活跃。汉朝早期求稳，农业发展成为首要的生产方式，晁错《论贵粟疏》准确地指出了这种需求。随着汉帝国的崛起，其强大的国力务求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先农业生产的单一化倾向不能满足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汉武帝提出的“均输”“平准”是要盘活整个帝国能量的政策，与此相应的，整个帝国的生产方式在客观上自然承认了工商业的存在的合法性。从农业到商业，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曾下诏引《周易》“通其变，使民不倦”来说明其必然性，应劭由此阐释说：“黄帝、尧、舜祖述伏羲、神农，结网耒耜，以日中为市。交易之业，因其所利，变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 (4) 汉武帝在世的时候，没人敢反对他通过官营的方式对盐、铁这种重要资源的垄断和调配，可在他死后，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就遭到了质疑。但也有一批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支持汉武帝的做法。双方在力量对等的前提下展开了辩论，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之争。

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在昭帝刘弗陵的主持下召开。主张要废除盐铁官营的一派人物主要由儒生组成，可称为“贤良”或“文学”派（统称为“文学”派），与“文学”派针锋相对的另一派可称为“大夫”派（以桑弘羊为代表）。本来“文学”一派是没有力量可以和“大夫”派辩论的，在论战中“大夫”派有许多鄙视的言辞，训斥这些读书人妄议国事，可毕竟历史把他们推上了同一平台，说明“文学”一派也积蓄了一定的力量。 (5) 争论一开始，“文学”派就明确表示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的做法 (6) ，认为这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工商业活动是本末倒置，会使社会风气变坏，王者最好“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 (7) 。而“大夫”派则回避一般的“治人之道”，从具体的历史关节点指出，当初“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是因为匈奴犯边，武帝同情边民的疾苦，在边境建城堡要塞、修烽火台、屯田驻军以防御敌人，由此导致边用吃紧，才实行国家专营诸措施以补财政不足。如随便废除，则会引起社会不安定。

从双方第一次交锋就可以看出，“文学”派事实上是从儒家经典上习得一套所谓理想设计来范定现实问题，而“大夫”派则因为有治国经验，比较注重从实际问题出发来提出相应主张，并不承认有一种永久的治世良策，正所谓：“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 (8) 若把“文学”派与“大夫”派的辩论归纳为浪漫派与实用派之争，在社会理想图景的设计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