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隐，山水都市化

郭象玄学主要据庄子思想阐发而出，又在整个生存品相的走向上具有自家特色。

庄子学说分出方内之士和方外之士两类人的生活方式，方内之士深受俗世所累，痛苦异常，而方外之士则离世独立，不为物羁。两相比较，明显方外之士的生活是方内之士必须追求的目标，可是具体实施时，两者很难调和，而且方外之士不食五谷只吸风饮露的活法，只有神人才能做到，因此庄子的学说仅能迎合某些高级精神层面的解脱需求，对很多人并不适合。

郭象在注《庄子》的过程中，给庄子思想中的超越之途找到了一条世俗化的路径。他认为方内、方外的矛盾是可以得到较好解决的。《庄子·大宗师注》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由此推论，通融内外的途径不在虚无缥缈的气功修炼，而就在道家早已指明的自然山水之中。道家看自然之物注重对其本性之悟，忽略了其实还可以有一条将身心投入到自然的游玩之途，当中产生的乐趣并不低俗，同样能给人带来自由的体验。

郭象的这一解释给当时的士大夫找到了一条“朝隐”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身居庙堂之上”，心却可以“无异于山林之中”。它调和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打破了朝廷与山林的沟壑。很多士大夫即通过切实可行的纵情山水调整了身心的平衡，或者通过建私家园林来获得身在闹市却能转身幽遁的享受。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还注重对这一巧妙的处身性进行表达，最终促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