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由南朝宋代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梁代刘孝标作注而成，记录了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许多士人的趣事逸闻和清议玄谈，反映出这个时期士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和精神面貌。

从汉末到魏晋，王室衰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长年的战争使得人口锐减，自然和社会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令人惊奇的是，《世说新语》不是如实反映完整的现实，其所展示的是纯化了的与黑暗现实面目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环境，两种环境在性质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作为知识分子，士人依附于王权而存在，为了生存，不敢评议时政，转而遁入山林，寄情于自然风光之中，形成独特的处世态度和生活环境，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可以说，士人所寻求的是一种应对苦难的办法，其营造的氛围有一种麻醉的功效。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资源除了儒家，就是道家和释家，后两家特别适合避世者的生活。魏晋玄学就是士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利用其能接触的并能投其所好的思想资源而发展起来的。玄学中不管是“贵无”派还是“崇有”派都在“道”的次一层面开启了对偏向于外在世界的“物”的重视，圣人“有情”“无情”论则引发了“情”在内在世界的突显。“物”和“情”虽各有侧重，可在精神层面上是等位的概念，刘勰把两者极为准确地联系在一起：“情必极貌以写物。” (22) 玄学家王弼、郭象等人把“物”与“情”从先秦“道”学中引发出来，反映了当时士人精神的逻辑走向。从“为文”的角度，刘勰很好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特征，《文心雕龙·物色》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豪芥。”与此相关，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神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23) 而记录这种“物”“情”结合的具体结果较好的就是《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