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造楼台

秦皇汉武这种大肆的求仙活动，除往东北部海上方向寻找仙人住处外，一个更直观的想法就是人造仙境以得到某种替代式的满足，为此，秦始皇在长安引渭水筑起蓬莱、瀛洲，同样地，汉武帝在太液池建造蓬莱，在昆明池仿造了“海上三神山”。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立体式地向天上靠近，汉代流传着白日升天之说，看来虚无缥缈的天宇更是寻找神仙的好去处，因此，从平地建造多层楼台也成了急于成仙的当权者的一种热情。方士为此还特意替武帝找到了根据，公孙卿曰：“神仙好楼居，不及高显，神终不降也。” (23) 《史记》记载得更具体，他说：“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史记·孝武本纪》）于是汉武帝命在长安建造蜚廉观和桂观，在甘泉则建造益寿观和延寿观，使公孙卿持天子符节在上面设立供具，迎候神人。又作通天台，台下设置祭祀礼具，用来招仙人、神人。

《汉武故事》集中记载了诸多楼观的高度，书中说武帝“于长安作蜚帘观，于甘泉作延寿观，高二十丈。又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春至泰山，还作道山宫，以为高灵馆。又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二十丈。其西唐中，广数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池中又作三山，以象蓬莱、方丈、瀛洲，刻金石为鱼龙禽兽之属。其南方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皇，高五丈，饰以黄金，栖屋上。又作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余丈，皆作悬阁，辇道相属焉” (24) 。

武帝对登高成仙的说法深信不疑，其在上林苑中建造的蜚帘观（《三辅黄图》称为飞廉观，高四十丈）等，整个建筑有山有水，有形有景，且注重虚实相生的效果，以此来打破人间与仙境的界限，人们可以在此浮想联翩，心游九天之上，飘飘然似乎能与仙人同行。这些高耸入云的楼阁，是前代未曾有过的高层建筑物。

江苏沛县栖山石椁墓出土的西汉末年有关西王母的楼居画像，在楼身之外又描绘了马首蛇身、人首蛇身、鸟首人身等之类的神灵前来拜谒西王母的景象，直接反映出了“神仙好高楼”的汉人心理习俗，同时也表明“好楼居”的观念已逐渐向民间渗透。

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所好者，下必甚焉。从汉墓中出土的陶楼及汉画像石中众多的楼房形象，可知民间也兴造楼之风。东汉中晚期陶质明器与画像砖中，塔楼形象也较多。一般为两层或三层，最高达七层。且楼台之上往往有西王母、东王公与玉兔的形象，真切地反映出时人向往仙境的心态。在追求高的同时，汉人也不忘在横向空间上赋予楼房变化。例如在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其高度有五层，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连，既可以加固建筑，又使飞扬的高楼有了更多的变化。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个由整木刳成的楼梯，共有15档道，旁边还雕有扶手。此外，勾栏也已具备，望柱也多加装饰。这一时期各地豪强大族建造的坞壁也多配备有高楼，明显是用于防御。但不管楼房建造的目的如何，汉代楼房营构的出现，都多少掺杂着出离地面升向天宇以求得神仙的心理因素。

中国古代建筑整体都趋向于“依山傍形”而建，较注重平面空间具有风水意义的搭配关系，向天空寻求能安置身心的愿念不明显。相比之下，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西方建筑则更注重向天空延伸，以满足灵魂与上帝沟通的愿望。在西方传统社会，最高的建筑就是教堂。教堂通过螺旋式尖顶和玫瑰式窗花，能瞬间把走进教堂的人的俗世位置瓦解，使之产生升腾的超越感。汉武帝掀起的这股造楼热，同样具有追求精神自由的意义，只是没有宗教目的论的引导，这种趋势带有某种盲目性，在历史长河中也形成不了主流。

强烈的心理需求刺激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反之，建筑技术的突破又为这种心理满足提供了可能性。秦汉是我国建筑的一个发展高峰。中国古代建筑总体上以木构架为主要特色。这种木结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代，当时这种房屋结构形式已很普遍，但尚是土木混合结构。从秦朝咸阳—号宫殿6室、7室遗址看，在壁柱上置枋梁，再根据室内跨度架设大梁，梁上密集排列不规则的方形断面肋木，木料及施工过程均比较考究，木结构在建筑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房屋的升腾感增强，但宫室的基本结构体系仍为单层建筑，占地面积大，尺度不高。至汉代，抬梁式架构中的大梁常用跨度才基本定型。西汉宫殿陵寝建筑遗址中，杜陵东陵门、闽越国“东冶”城宫室所见之大梁跨度一般在7米左右；未央宫前殿等大型宫殿建筑，其主梁的跨度估计在10米左右。随着木结构技术的发展，梁柱构架的稳定性提高，东汉时期，“原来以土结构为核心的土木混合结构向以木结构为骨干的土木混合结构转化。最终舍弃了大夯土台——墉，而直接在地面建造宫殿群” (25) 。夯土为台筑宫殿的突破，表明要“美宫室”必须借助于“高台榭”的传统营建模式已产生了重大变化。木结构不像笨拙的土堆，视觉上生出轻盈的美，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在营造环境时有了更多自由的飞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