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神化

谶纬向现实渗透的逻辑进路首先表现为直接对作为其所阐释对象的经书的神秘化。例如把五经当成经天纬地之作，对于五经之首的《易》，着意指出天道与人道复杂的相通，称：“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彖》出其节，《象》言变化，《系》设类迹。”（《春秋纬·说题辞》）《书》“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尚书纬·璇玑玲》），成了记载上天象征与人间警示之作。《礼》能揣度阴阳，彰显天意，“与天地同气，与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礼纬·稽命征》）。《诗》被当作“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万物之户”（《诗纬·含神雾》），成了纲举目张之渊薮。《春秋》更是与现实权力有直接的联系，“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春秋纬·元命包》）。总之，天即天神，经书，就是天神对人间昭示的圣言。

其次是把君王或圣人神化。早期儒家只颂扬传说中的君王，对现实的帝王没有拔高的说法，甚至压低，孟子就说“君轻民贵”。而随着汉代新儒家的出现，董仲舒开始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谶纬则进一步把君王本身神化。具体的做法是确认受命的君王原先就是天帝的子孙，他们依照五行的相生秩序轮流下凡登基，每一次将降世时，人间会出现一系列神奇的预兆，比如“感生”“异貌”“受命”“符瑞”等。《书纬》就说到舜母登感枢星而生舜的感生事件，禹则为白帝之精，禹母“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说到异貌，《河图·稽命征》有：“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龟背、龙眼，长七尺八寸，明圣而宽仁。”圣人的主要神化对象是孔子。孔子在世时，其弟子已认为孔子犹如神龙一般，至两汉，孔子则被全面神性化，其展现的内容包括感生、符命、异表、制法、先知等。孔子本有父母，可谶纬罔顾历史事实，一味抬高其非常人特点，说孔子是“乾坤”“大帝所挺”“玉汁之精”。《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母亲“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这种“梦交”的怀孕方法，完全有违真实世界的经验。出生以后，孔子的外表也大大异于常人，《礼纬·含文嘉》说：“孔子反宇，是谓尼丘，德泽所兴，藏元通流。”《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长十围，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孝经纬·钩命决》说：“仲尼斗唇，舌内七重”，“仲尼虎掌”，“仲尼龟脊”，“仲尼辅喉骈齿”。为突出孔子与常人之别，谶纬不惜从出生到相貌把孔子塑造成怪异甚至是恐怖的丑陋之人，可以看出，为达到神化目的，重点在于尽量夸大，哪怕违背常识、丑化本应敬重的对象也关系不大。

此外，按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的顺序，孔子原本应出生在苍周（木德）之后，可是孔子作为黑帝之子，依照“黑不代苍”，不行火运，得位者为赤帝之子，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当“素王”。谶纬之书解释出现如此错位的原因在于黑帝急于让孔子现世，原来是另有使命，即不在于成为世俗政权的帝王，而在于代天立天，为后世立法，《孝经纬·钩命决》就说：“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特别是为汉之兴起立法，《春秋纬》说：“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孝经讳·援神契》说：“丘水精，治法，为赤制方”，“玄丘制命，帝卯行”。《尚书纬·中候》说：“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采薪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当周。”孔子制法指的是作《春秋》和《孝经》：“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子禾子，于下服。’”（《孝经右契》）《春秋经·元命包》单就《春秋》也说：“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孔子的神化，虽不能巩固其世俗权力，却在“立言”方面增加了其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