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治理”，环境自然美

自然，在老庄思想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有实体作为根据的现实自然；另一方面又可以指道理本身的自生成性，即“自然而然”，在此意义上，它甚至比“道”还高级， (5)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指“道”之上还有一层称为“自然”并为“道”所必须遵循的东西。自然的这两层意义之间相互引发和印证，后一层更具精神性的含义是建立在前一层偏事实基础上的观念呈现。王弼继承了老庄的自然观，特别强调所谓“自然”就是事物本然自性的状态，而这种特性恰恰就是“道”“无”的本性。王弼在注释《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从“道”的高度给“自然”下的定义是：“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老子》第二十章王弼注）天地万物正是自然本性最好的体现，其变化运动纯任自然，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老子》第五章王弼注）王弼所谓“自相治理”，就是将整个的自然和人类社会都看作一个有机和谐的系统，系统内的各部分之间、系统本身与外界环境之间均存在着协调的互动关系。为了保持系统的和谐发展，就要顺应自然，避免人为破坏，使系统中的万事万物充分发展，符合自然之旨。

宇宙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具有自生成的能力，不需借助外来的干预，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美的整体。王弼认为，对具体的事物而言，都有其自然本性，称为“分”。在每个个体自身的系统里，其“分”处于完善的自足状态：“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注·损卦》）如果万物都能基于自己的“分”而行动，世界就不会产生混乱。对于物来说，明确一己之“分”非常重要，依据自己的“分”而行，就会远离忧患。而人为性是这种自然性的威胁，人对自然的增益都是一种破坏，“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思有为，则物不俱存”（《老子》第五章王弼注）。“夫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老子》第二十章王弼注）对于事物来说，其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如凫足和鹤胫的长短，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却是这两种动物自然而然之特点，它们存在的状态与其发挥出的功能达到完美的统一。依照这个道理，凫之足不能算短，鹤之胫也不能算长，都是其不可或缺的特点。如果任意强行“拉长”或“缩短”，破坏各自的自然性，只能带来忧患。

当然，从人类历史看，对自然的自足状态伤害最大的是来自政治的计谋：“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王弼注）“明”就是指天下之中最有权力的话语。从王弼注《老子》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时可更明确看出，王弼虽在谈玄论虚，事实上时刻都在紧扣现实主题，他的自然观最终是要应用到人类社会之中的。因此，为了保护包括人在内整个生态系统，人类的正确做法是：“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王弼注）海德格尔曾说：“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此处所谓“保护”，并不单指使用物质的措施和手段来保护，而是一种精神意义的保护，即“把某物释放到它的本己的本质中” (6) 来对待，才能做好物我的关系。

对王弼来说，美就是合乎自然，能体现作为本体的“道”“无”的事物。这种自然，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表现，而是能蕴含创造性在其中。特别是美的创造，最能体现这种自然性。最高的美就是自然界那些不加人工修饰纯任自然的东西，违反自然的事物则为丑，是否合乎自然是判断美的标准。具体到艺术创作，从创作对象、创作者、创作过程甚至到使用的媒介，都各有定性，各有自然之理，不能随意妄为，必须按照艺术的本来规律来创作，才能达到通道的目的，即“顺物之性……可得其门”（《老子》第二十七章王弼注）。最高的创造体现在那种能呈现出素朴保真的美的艺术，所谓“将得道莫若守朴”（《老子》第三十八章王弼注）。 (7) 王弼认为人类不能以自己的美恶、喜怒为标准来衡量万物、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老子》第二章王弼注）如果人类以自己所喜欢的为美、所不喜欢的为恶；以自己所是者为善、所非者为不善，以人类的喜好善恶观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会否定万物的存在意义，会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对待其他生存物，以对自己有用与否来取舍自然物，这已然对自然界带来了伤害。人类应该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正视每一物种的生存权利，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