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修治的初步成效
汉初政权未稳，国力尚弱，南北边境最重要的势力——匈奴和南越乘机侵扰中原大地。为了应对这两大对手，不管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汉朝的当权者及其献策者开始正视南北这两大板块的环境状况。 (20) 换言之，也正因为有了当权者的关注，边疆的环境才得到了重视。
人们从神话中得到的对北方的认知是不太实用的。所谓北极，“自九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那里严寒冰冻、雪雹霜霰不断，储存有大量水源，属颛顼、玄冥管辖之处（《淮南子·时则训》）。除了气候寒冷恶劣，与真正和汉人有联系的北方关系不大。在史书中，汉代的决策者主要把北方当成畜牧之地。《史记·匈奴列传》则说塞外“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騨騱”。《汉书·地理志》也认识到北地的这种宜畜牧的特色，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北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风沙。《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又说：“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盐铁论·论功第五十二》说得更为具体：“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汉书·匈奴传下》对漠北的认识是把它当作阴山山脉的对立面来看的，书中先说阴山山脉（处于大漠以南，长城以北的高原地带）“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而匈奴所在的漠北则“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卤，多乏水草”。
文帝时，晁错就匈奴扰边问题，先后上书陈述他的应对策略。他从前朝传闻获知，“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这种自然特性，使得胡人“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而且经常窥视，如发现守卫人少，则立即发兵骚扰边民，由于路途遥远，朝廷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弄得边疆百姓苦不堪言。（《汉书·晁错传》）在秦代，李斯早就指出了这一“鸡肋”特征，他说：“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21) 在《言兵事书》中，为了得出“以夷制夷”的论点，晁错从技术要求出发，看出了三种匈奴有利的形势，即“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和“风雨疲劳，饥渴不困”，综合起来可以得出：匈奴人常年出入于险要崎岖、忽山忽水的复杂地形，因此练就了吃苦耐劳、不惧风雨的特性；相比于汉人，胡人具有极强的游动性，以致“易扰边” (22) ，所以，汉军最好不要用人海战术，而是用生存环境与匈奴相近的义渠几个少数民族去对付，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匈奴作为北方民族，晁错对其的描述比较客观，而在《淮南子》中，整个北方人被概括为“其人蠢愚”，形骸上也很奇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 (23) 当然，《淮南子》作为当时少有的“百科全书”，对北方的记载也有可取之处，如在地理物产上的看法就比较符合当时人的普遍认识，说：“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 (24) 这与晁错对“胡貉之地”的认识相似。
为进一步巩固边防，晁错向汉文帝建议“募民相徙，以实塞下”。首先，从经济上考虑，选调“远方之卒”每年要更换，不如出台优惠条件直接征用边疆居民，当然，这是“屯田所以省馈饷”的思路的延续。其次，政治思想上要求“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再其次，在取得“人和”的前提下，迁徙的人口要获得“地利”，则须做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落实到居所的具体设计，则“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 (25) 在居住区当中安排巫医，极为重要，它保障了屯边军民身心的健康，再加上屋前屋后种上树木，饲养家畜，一定能使得“民乐其处”从而有“长居之心”。除了相“阴阳”，土地是否肥沃也是劝说人们移居极为重要的条件，在主父偃与公孙弘有关军事屯田的争论中，主父偃即以“朔方地肥饶……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26) 为由获得了汉武帝“立朔方郡”的支持。
晁错为边区军民设置的单一“安居”模式主要是以他所熟悉的中原大地的民居现状为参照底本。考虑到这是一个特殊的“戍边”群体，在组织上他进一步加强了其军事意图，他说：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27)
这种战斗团体，完全是急功就利而设，其目的并不是全面关照人们的乐居生活，愿意在此生活的人，大多是出于无奈。但其又与纯粹的军事屯田不同，它嫁接了生活起居方式，使得整个组织具有更强大的韧性。
至于南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炎热潮湿。按照当时神话中的记载，南方最远的地方从北向户算起，穿过颛顼国，到炎热风火吹袭之地，属赤帝、祝融管辖之地，共一万二千里。《淮南子》对整个南方概括为“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28) 。其中的“暑湿”和“宜稻”较为准确地指出了南方的特点。
避开神话的想象，从汉代人的实际眼光看，针对岭南，晁错说：“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 (29)
南海郡尉任嚣从当地人的角度描述了南海郡立国的有利地形，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 (30) 此依山傍海之势，清代陈恭尹在广州吟镇海楼时极为精当地概括为“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九日登镇海楼》）。由此能较为详细了解南海诸郡（如珠崖、儋耳郡）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时的生产、生活情况：
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31)
在南越接受汉王朝的管辖后，除岭南贡物外，汉越之间开始了贸易，中原地区获得了更多南越的特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南越也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发展农耕所必需的工具，如金铁、田器及马、牛、羊等，有利于南越国的经济发展。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以岭南为起点开始向海外开辟新的航道，以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32) 黄门是少府的属官，通过翻译人员（译长）与海外诸国（如都元国、黄支国等）交易奇珍异宝，供上层统治者享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汉朝与域外环境的交流。
汉朝地理环境的拓展在物理空间上为整个中华民族后来的大版图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与思想环境的“大一统”整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各种环境有交汇可能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开端。
(1) 古人按“天、地、人”区分出三种环境，《孙子兵法》中有要赢得战争须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管子》则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三度”说：“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淮南子》纳入“参伍”之“参”，言：“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灾。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显然，《淮南子》对三种环境的表述更为丰富。
(2) 汉初的著名成果有陆贾的《新语》，文帝时有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贾山的《至言》，这些著作都对秦亡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3) 《史记·辕固生列传》就集中记载代表儒家的辕固生与代表道家的黄生的争论以及被代表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责罪之事。
(4) “（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汉书·陈平传》）
(5) 窦太后是汉初好黄老的典型代表。《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又，《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记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乃罢逐赵绾、王臧等……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6) 林虑、楼昉辑录：《两汉诏令》卷四。
(7) 同上。
(8) 同上书，卷八。
(9) 同上书，卷九。
(10)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07页。
(11) 刘邦此叹原文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见《史记·叔孙通列传》。
(12) 司马迁：《史记》，第2101页。
(13) 汉初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识几乎很普遍，《淮南子》也强调农业“以为天下先”（《齐俗训》），“食者，民之本也”（《主术训》），“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主术训》）。“贵粟”的思想也很常见，早在战国，《管子》就有“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的论述，实际上也是重视农业的一种说法。
(14)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6页。
(1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页。
(16) 同上书，第2889页。
(17) 同上书，第2889—2990页。
(18) 同上书，第2887页。
(19)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1页。
(20) 晁错《守边劝农疏》的视角即借秦时“北攻胡貉”“南攻扬粤”起论。
(2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56页。
(22) 后来的《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23)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5—146页。
(24) 同上。
(25)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55页。
(26) 司马迁：《史记》，第2261页。
(27) 班固：《汉书》，第1754—1756页。
(28)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第145页。
(29) 班固：《汉书》，第1752页。
(30) 同上书，第2839—2840页。
(31) 同上书，第1330页。
(3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