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王莽政权的覆没
王莽时期是西汉发生自然灾害的第二个高峰。西汉自武帝之后，除了昭、宣时出现一段“中兴”，元、成、哀、平诸帝，一代不如一代，荒淫无耻，把朝政搞得昏乱黑暗。就这种情形，成帝时可以作代表，《汉书》说在成帝统治期间，“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积为意” (51) ，可见社会问题主要是统治层造成的，但由于其伤害较小，当中没有大范围的内乱外患，社会还相对稳定。问题出在自然方面，自然引起的灾害俨然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以历史更长时间看，王莽末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早已在之前诸帝频发自然灾害时就埋下了祸根。
元帝即位第一年（前48年），就发生了可怕的水灾和疾疫，“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汉书·元帝纪》），“疫尤甚”（《汉书·冀奉传》）。初元二年（前47年），地震引发饥荒，“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汉书·食货志上》），灾害使元帝“惨怛于心”（《汉书·元帝纪》）。永光年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汉书·冯奉世传》），又遭遇羌人叛变，可谓祸不单行。关东是汉朝的重要经济区，它直接关系着国运的兴衰，不只元帝，很多朝臣都有注意到这种情况，贾捐之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 (52) ，所以必须放弃对珠崖的出兵，用国力来救助关东。这个意见得到了丞相于定国的赞同。
成帝时，水灾、旱灾交替为害。在建始二年（前31年）夏天，出现大旱。第二年（前30年）也是夏天，又大水泛滥，致4000多人受害，被毁官寺民舍83000多所。又过了一年，到了秋天，依然是水灾，黄河在东郡决口。河平元年（前28年）春，又换成旱灾，“伤麦，民食榆皮”（《汉书·天文志》）。到前26年，黄河在平原决堤。阳朔二年（前23年）秋，重要经济区关东又发生大水。鸿嘉三年（前18年）初夏，天大旱。第二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泛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 (53) 。永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汉书·食货志上》）。永始三年、四年又接连出现大旱。
这么密集的灾害，梅福的概括极为准确，他说：“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 (54) 自然的降祸给社会心理带来了极大的阴影，人们生活在惊恐之中，稍微见到风吹草动，就可以摧垮他们的意志。建始三年（前30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踩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谣言竟能引起京师大失方寸，足见社会心理脆弱到何等地步。
针对成帝时的整体的社会状况，谷永大胆地上书指出：“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娄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
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55)
在哀、平二帝短短的在位时间中，自然灾害发生次数不多，但为害程度却很大。
绥和二年（前7年）秋天，哀帝的诏书中就说到河南、颍川郡的洪水“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汉书·哀帝纪》）。到了建平四年（前3年）春天，发生大旱，致使春耕不能进行。《汉书》对哀帝时的自然灾害概括为“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行失行……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与天灾相连，人祸更为惨痛：“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汉书·孔光传》）
至平帝，在元始二年（2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蝗灾和旱灾，青州地区特别严重，后又出现疾疫，加大了灾情，百姓家破人亡（《汉书·平帝纪》）。人祸方面，平帝时期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公家屈竭……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后汉书·申屠刚传》）。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后汉书·申屠刚传》）。一场社会变革即将来临，西汉王朝正处于土崩瓦解的前夜。
王莽政权就是在这一危难时刻出现的，王莽本想有所作为，可由于政策失措，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往往不可调和，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西汉王朝最后的终结。在这一衰败过程中，天公不作美，进一步助长了社会崩溃的步伐。
王莽时代的自然灾害也十分严重。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发生又水灾，“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汉书·王莽传中》）。同年，在黄河泛滥区又发生大蝗灾，“濒河郡蝗生”（《汉书·王莽传中》）。在王莽统治的最后几年，几乎年年发生灾情，成为继武帝朝以后的又一次陷入的大灾难时期。从天凤元年（14年）起，就出现大饥荒的惨象，“缘边大饥，人相食，……边郡无以相赡”（《汉书·王莽传中》）。第二年，水灾，“邯郸以北大雨雾，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汉书·王莽传中》），以致引起“谷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汉书·王莽传中》）。第三年，由于国用不足，民众开始骚动。接踵而来的几年主要灾情是各地大饥荒，“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汉书·王莽传下》）。到了地皇二年（21年），“关东大饥，蝗”（《汉书·王莽传下》），蝗灾引起人相食的惨状。地皇三年，南阳之地闹饥荒，北部及青州、徐州诸地人相食，洛阳米价飞涨，山东数十万难民“饥死者什七八”（《汉书·食货志上》）。四年，在青州、徐州严重的饥荒没能缓和过来之际，南方又出现了同样的灾情。王莽末年这些频繁的自然灾害，与人祸互相促动，造成大批人口死亡，再加上战争的损失，“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汉书·食货志下》）。西汉在哀帝时，天下户口最盛，近6000万，王莽在位仅15年（8—23年），由于各种灾难的摧残，死亡人口竟达数千万，人口的锐减，进一步给新莽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
灾荒引起了百姓造反。青、徐诸地是重灾区，因而成为暴动的首发地，“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 (56) （《后汉书·祭祀志》）。此外，天凤五年（18年）在荆、扬地区，六年在关东，地皇三年（22年）在南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骚动，新莽政权在多重势力的打击下，走到了尽头。
对兵灾的关系问题，早在文帝时的贾谊就曾将两者并提，认为“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政治未毕通也”（《汉书·食货志上》）。之后的晁错更是从根本的角度找解决办法，他主张平时就要“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否则灾害袭来，“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汉书·食货志上》）！这种见地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