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生存界限——乐天命
陶渊明是个能造境的人，特别是后半生的生活环境，大多是他主动创造出来的。出仕以后十几年断断续续的官宦生涯证明了他不适合那方面的营生，于是转而到一个民风淳朴的乡村隐居，虽然还曾乞讨过，但可能有些积蓄，又亲身参加劳动，加上农村生活费用不高，他带着一家人在僻静的小巷中盖了几间草房，周围种上树，环境极为清幽，衣食虽然困乏，但不时还是有酒水和小鸡入饭，农闲时更有大段时间读书和写诗，遇到困惑随时能找到志趣相投的高人来辩解，身心做到了极好的安置。对他来说，可能人生还有些不足，不时在诗文中抱怨，同时又在诗文中进行了各种自我安慰，但毕竟还是能看出其中的遗憾。从漫长的历史流程来看，对很多后人特别是读书人来说，陶渊明已达到了人生很高的境界，可见旁人对如何度过一生的理解与陶渊明本人相比产生的差异还较大。
人们看到陶渊明诗文中的田园风光，一部分是实地景观，一部分是陶渊明从古诗中借来的物象 (17) ，即使都算是当地风景，什么入诗什么被抹去，都经过选择，这种作诗法有很强的主观性。此外，陶渊明所呈现的诗事有意规避当时浔阳地战乱的事实 (18) 以及很多乡野的陋习，更大的规避是对农村生活全貌的无视，只关注个人的意向所及，这种纯化也是主观性极强的表现。诗境人为性程度的多少是评价诗艺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诗人是否达到很高人生境界的一个标志，陶渊明为人所乐道就在于他的诗作已达到极为自然的创造，那么与明显的人工凿痕相比，他的诗的自然性是在那一层次而言呢？
诸多疑问都可以回到陶渊明的思想中找到缘故，陶渊明的居住地和劳动生活可称为外境，而他的内在精神却是决定外境走向的重要因素，可称为内境。内境可通过他的抱负追求、内心冲突和自我调适三方面的表现来看出大致的特征。
第一，形影利欲。
陶渊明并不是天生就成为后来人理解的已固化为与世无争的那类人，而是经过了一段人生变化才形成的。从相关记载可看出他早年曾是一个意气风发，心存高远，试图创出一番事业的有志青年。《拟古·八》就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五》也表明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为了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曾走遍天下：“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八》“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十》）但这些慷慨激昂为天下考虑之心事，已随岁月一并离去：“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杂诗·十》）“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十》）陶渊明身处乱世，又崇拜荆轲，所以他的志向在于疾恶除暴、舍身济世，心属“三不朽”中的“立功”。可是心怀豪情侠义之人在现实中却难觅知音，势单力薄，先后建立的晋、宋政权又都不是他向往的朝廷，壮志难酬，只好抱憾离场，终死南山。身后诗文为人称颂，无意中成就了“立言”。
对于人生的志向类型，陶渊明在他的《形影神》组诗中归纳有两种：一种称为“形”，“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是及时行乐、放纵形骸的代名词；另一种类型称为“影”，反对“借酒浇忧”，主张“立善有遗爱”，指的是人在建立德行和功业以扬名的愿望。这两种意向陶渊明都具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年轻时为苍生着想试图干出一番功业就是属于“影”方面的志向。他羡慕松乔成仙的思想则是追求永恒不死方面的欲望表达，这是世人普遍的心态：“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可以归入“形”方面的志向，而一旦发现功名和永生都不可及的时候，“富贵不可望，帝乡不可期”（《归去来辞》），“古时功名士……游魂在何方”（《拟古·四》），就借酒发泄抑懑，委弃理想，完全成了“形”所指的那种生活类型。可见，陶渊明以“形影互赠”为诗就是要理清自己的思想状态，从而回答切身遭遇到的困惑。
第二，闲散局促。
陶渊明从小就形成了一条情感主线，就是能够自娱：“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杂诗·五》）这也就使得他的那种在官场显示出来的高傲不会变得太偏执，能在其他环境找到继续存活的机会。他的田园诗为他在新环境的生活立言，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他的某种真实处境。归田初期他显示出了某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姿态，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以古隐者自喻：“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他与古代这些避世之人惺惺相惜，且认为自己遗传他们的气质：“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对美好生活画面的表述也有多处借用了古代的说法，如《杂诗·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表现出来的家居燕乐实际上是《诗经》“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的翻版，又如在《时运》所写禊日（三月三）出游东郊：“游暮春也。春服既成”（序），“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正文）。整篇诗与《论语·侍坐章》如出一辙。“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明显来自《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从此类仿写，可以看出文本一定程度上会制造出生活，或者说某些生活可以从文本中得到印证甚至美化。
这些说辞，不管是自我辩解，还是某种真情显露，都显得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这也是为后人称道之处。当时很多人也走了从入世到避世这条为人所熟悉的“儒道互补”之路， (19) 可都比不上陶渊明出名，陶渊明的独特性有两点：一是生活态度上，与那些“冰炭满怀抱”（《杂诗·四》）、“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当世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对眼前之乐较为满足。二是作诗方面，不像当时的诗人作起诗来，“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文心雕龙·情采》），陶诗不尚虚妄，也是其可贵之处。
但更仔细推敲陶渊明这些行为，不能称为超脱，而是闲散。如他对自己喜欢的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一》）。这里道出的“泛览”和“流观”很符合陶渊明自己称为“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很多人理解为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称赞陶把读书当作隐居的一种乐趣，是一种高级的精神寄托，实际上按字面上理解更为恰当，它说的就是对读书“不太了解”“不想理解”的意思，从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上看他确实对读书不上心，而且难通大义。他一生对儒、道、释都有涉猎，但并没深研。他不愿参加慧远诸辈讨论烦琐高深的“形神”论，而只是模仿慧远字面上的做法，把“形”“影”“神”放在一起，穿凿附会，加以随意性发挥，与当时的学术话语并不接壤。“形”“影”特别是“影”作为人的经验与其所指代的意思差别也较大。 (20) 他对音乐也一样，“性不解音”，而竟摆着一张素琴，每遇友人集会，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潜传》。此外，他在诗中写到自己早出晚归，躬耕南亩，应该是自美之辞，更多时间是“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四》），这种懒散，更符合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他自己有时还很欣赏这种姿态，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
另一个埋藏在表面洒脱之中的真实状态是局促。陶渊明在官场厮混的时候，找不到晋升的机会赌气借故退出，这是他没能真正找到自己生活位置的开始。他回到乡村还天真地以为人生有机会，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田园风光并不能完全消弭他的那种戾气，不管在闲居还是在旅途中，所有的生活事件和景色都提醒他时间不多了。他思前顾后，“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深怀”为他高傲之所在，也是作出各种选择有得有失的原因，在各种际遇中，碰撞出的愤慨也随时能溢出他宣称的那种自足状态。到晚年更是抑制不注激动的情绪，满腹牢骚，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从诗题就可以看出他的埋怨。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以自己的遭遇证明天道、鬼神都是些迷惑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二》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对道德的信念也产生怀疑。由此可见，陶渊明并没有真正做到孟子所说的“放心”，能彻底与田园生活融为一体。
第三，大化真宰。
“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个诗篇都共同承认生命短暂，神仙不可追，如果忽视这种定律，以为生命还有更多时间等待着人们去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必然招来痛苦。陶渊明后半生进入田园是为了摆脱俗事，可是田园生活久了又使他遁入懒散，意识到如此平常又倍增不安。闲散时不动脑，使人不能找到实用功利价值，局促是对闲散的感受和判断，进一步显示出闲散的无用，也使得陶渊明没能把清静安适的生活提升到精神更为自由的状态，提醒或显示出陶渊明如此这般状态的就是时间。
陶渊明对岁月流逝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一》）又说：“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杂诗·七》）为追赶时间，显得极为窘迫，“掩泪汎东逝，顺流追时迁”〈《杂诗·九》〉。甚至要止住岁月的步伐，“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止酒》）。陶渊明的终极痛苦就源于这种对时间的焦虑，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就是沉醉，在他的诗文中对酒的执着到处可见，如：“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一》）“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归园田居·六》）“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十三》）“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得酒莫苟辞。”（《形影神三首·形赠影》） (21) 对于时间的逝去，不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一》），在当中有节制地把持住某种可以获得的东西，借酒与“达人”心领意会。但喝酒只是暂时摆脱：“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影神》）真正较彻底解决心中忧郁的良药在于“通神”，这也是陶渊明写《形影神》的宗旨，他在“序”中就明确说：“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神，是陶渊明解决他所理解人生之苦的最高精神状态，它指的就是道家所谓能通“道”的那种“自然”。自然主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与人相对的自然物及其存在方式，人从中可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不存在欲望，也就不会有痛苦，陶渊明称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神释》）。由此得到了自然的第二层意思，即“大化自然”，这一层次的自然是宇宙中的真宰，也是大道之所在。人们生活中所有的得失如能从自然的角度去评价，得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道理，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参透了这一人生的真谛对解决痛苦的心理也就大有帮助。落实到陶渊明个人身上，“神”具有某种更主动的能力，“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它住在“灵府”内，比“形”“影”自由，能“通神”即能使他的“形影之苦”得到释怀。
陶渊明在何等程度上“通神”不好把握， (22) 但从他解决人生困境的几种生活方式看，作诗文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好办法。陶渊明的酬、答、和、敬类的诗文是礼客赠友所用，咏怀、疏、述、赞诗文则是以古代先贤为倾诉对象，写作成了他进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诗文中的自然是他生活中自然的延伸，在这两种境界的交接处，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五》），俯仰之间“意与境会”，契机虽少见，但一旦来临，也是作诗最好的时机。
(1) 对陶的田园诗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直接指那些描写田园风光、抒发闲情逸致的诗篇，另一种则包括诗人全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历来陶渊明田园诗的研究者，多数主张后一种理解。依照在一个完整对象中其局部与整体的必然性关系，陶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来诠释其田园诗的意义。
(2) 环境美学家段义孚在谈到恋地情结（topophilia）时，特别突出地把对家乡地区的体验、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熟悉以及对住处的情感的认识作为环境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大致可以把陶相关的生活和思想纳入环境美学的视域来看。陶把乡村的风光纳入生活，进而又把生活美化，印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里所说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3) 陶多次自叙家居窘态，如在《五柳先生传》中就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
(4) 沈约：《宋书》，第2288页。
(5) 同上书，第2287页。
(6) 对后两位古代高人的追思，陶竟虚拟出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有“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拟古·其八》）。
(7) 史书生动记下了这一写作事件：“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1页。
(8) 对世俗界的遗忘，甚至表现在他著的文章所署的时间上，晋安帝义熙之前所写的文章，皆署上东晋皇帝的年号，自宋武帝永初之后，就只署上甲子纪年了。
(9)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1页。
(10) 陶诗文中“鱼”“鸟”同时出现的句子还有：“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昆鸣清池，涉暑经秋霜”等，都含有不受羁绊之寓意。如单独出现，就不一定具有自由自在的含义，如：“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饮酒·二十》）“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五》）“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咏三良》）“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辉。”（《于王抚军座送客》）“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停云·四》）“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读〈山海经〉·十二》）“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翼翼归鸟，戢羽寒条。”（《归鸟》四篇，都以归鸟为题）“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述酒》）“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一》）“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五》）“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十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七》）“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十七》）“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饮酒·四》）
(11) “菊”“松”并列还有：“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二》）单列开来，写松有“青松夹路生”（《拟古·五》）、“松柏为人伐”〈《拟古·四》〉、“班荆坐松下”（《饮酒·十四》）、“青松在东园”（《饮酒·八》）等。通篇写松有：“嫋嫋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杂诗·十二》）写菊的句子有“秋菊有佳色”（《饮酒·七》）、“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等。重阳节，寄言酒菊有：“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日闲居·序》）
(12) 据传此诗可能为摘句，不可考，本处只取陶诗有“四时”之意。
(13) “自足性”指桃花源作为一群人的聚居地不用与其他地方发生联系即能维系其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即生活能自给自足，可当作社会方面的人为性降低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标志。《桃花源诗》更强调“自足性”，集中呈现出了村中人完全按照自然的节律来生产和生活，诗中说到“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四时自成岁”，自然时序给人提供了指引，所以“春蚕收长丝”“菽稷随时艺”，日历计时都失去了用处。
(14) 陶追慕古代的盛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到另一种理想国：“遥想东户季子世，余粮存放在田间。饱食终日无忧虑，日出而作日入眠。”诗中指的是在古代帝王东户季子时期，民风淳朴，道不拾遗，余粮储放在田中也无人偷盗。人们安居乐业，生活无忧无虑。《劝农》也提及这种状态：“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15) 陶对柳树有特别感情，其住宅边“有五柳树”，并自号“五柳先生”，参见《五柳先生传》。
(16) 这里的“邻曲”，并不是一般的村民，它类似指曾与陶交往过的殷景仁、颜延之等著名文人。陶在他的《与殷晋安别》诗中说“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指的就是殷景仁作为邻居一事。颜延之担任后军功曹时，在浔阳与陶交情很好，后赴任始安郡太守时路经陶住处，与陶饮宴通宵，临行送二万钱给陶渊明（见《宋书·隐逸传》）。宋元嘉四年，陶去世后，颜延之作《靖节徵士诔》一文以悼之。诔文发自肺腑，感情真挚，赞扬陶高行峻节之品格，文中称陶“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可与陶诗《移居》中赞别人为“素心人”呼应。陶交友如此，身后有知，夫复何求？
(17) 《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对人生多种样态的感叹以及建安诗风“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不求纤密之巧”等思想风格都对陶的创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8) 即使偶尔涉及，也极为隐晦，如：“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拟古·九》）此诗暗指当时刘裕立废晋恭帝一事，对陶来说，他倾向晋朝，对刘裕不满。义熙十四年（418年）至元熙二年（420年）这三年，正是晋恭帝在位时间，可是一事无成，令陶感到惋惜。《述酒》直面刘裕以毒酒杀晋恭帝，但行文多在铺陈晋祚，以史代事，淡化了切身之感。
(19) 《晋书》记下与陶相近生活道路的四类人，“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论而矫俗，或箕踞而对时人，或弋钓而栖衡泌”，各种生活方式都“含和隐璞，乘道匿辉，不屈其志，激清风于来叶者矣”。见房玄龄《晋书》，第2466页。
(20) 历代学者因陶的名气，给《形影神》增加了很多溢出文本本身的含义。有的视之为“名教干城”（儒家），有的以为通篇“所说者庄、老”（道家），有的评之为“第一达摩”（释家），有的誉之为反宗教神学的“宣言书”（无神论），有的从中觅见了其对道、佛的解构（玄学），还有的从诗界革新的角度，认为超越了嵇康的旧自然说（新自然说）。这些说法都可以从陶的思想中找出某种印迹，但都不符合陶懒散的性格，因这种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去信奉什么学说。从《形影神》要解决人生欲望之苦这一主旨以及陶的人生过程看，陶提出的“自然神释”论，更接近道家。
(21) 陶诗中与酒有关的诗题就有《饮酒》20篇、《述酒》1篇、《止酒》1篇、《连雨独饮》1篇，写及酒不都是与“解愁”有关，其内容大致可分为：
1.写“闲饮”，如：“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答庞参军·三》）“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停云·二》）“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四》）“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五》）“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一》）“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一》）“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四》）“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腊日》）
2.言酒与志向，如：“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连雨独饮》）“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五》）“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十九》）“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三》）“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九》）
3.写酒醉，如：“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饮酒·十四》）“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二十》）
4.其他，有写青松与提酒壶之人相辉映，如：“青松在东园……卓然见高枝。……提壶挂寒柯。”（《饮酒·八》）写死者眼中的酒，如：“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拟挽歌辞·二》）写子云酒事，如：“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饮酒·十八》）
(22) 陶所看到的“神化自然”是“清气澄余滓”后出现的“沓然天界高”的天地，包括心灵世界，其形成过程能够化去过往的一切，人生的喜怒哀乐都会烟消云散，同时又生出新的天地，此谓之“化生”。而新出的天地是上一个天地的重复，“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没有新意，结果是“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由此可见，陶想在恬淡的自然环境中寻求心灵的解脱，在静谧的田园中固穷守拙，在追慕先贤的期望中寄托超越苦难的人生理想，最终在“大化”过程中都只能是局部且有限地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