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描绘“岁美民乐”的途径

西汉立国思想以及政治秩序的建立，在初期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维护整个帝国物质基础的稳定。从先秦开始，人们就认识到提供物质基础的活动是农耕生产。随着“休养生息”的初见成效和帝国统治的逐渐巩固，对一切物质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的认知也更为成熟，而这一识见就集中体现在《论贵粟疏》之中。 (13)

晁错向文帝献《论贵粟疏》的直接原因，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粮价降低，每石粟仅值十余钱，相比之下，商业活动却十分活跃，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强调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调整民生发展方向，成为当务之急。

在开篇，晁错对社会生产环境进行调整的思路直达问题本质，他认为君主的决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百姓生活的提高意义重大，是“开其资财之道”，这也是整个古代社会环境美学的核心思想之所在。君主拥有影响人文环境变化最大的话语权，所以对君主进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上疏能为君主所接纳，则不吝多说些与其国运长治久安相关的话。

基于此，晁错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粮食作为生存的根本，也是为政者务必时时关注的首要问题。而摆在当权者面前的现实则不容乐观，晁错向文帝指出，最值得担心的事是：在天下太平又没有出现连年水灾旱灾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粮食还是积蓄不足的现状。以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为例，全家能参加劳动的不超过二人，能耕作的土地不超过百亩，一年辛劳下来，收成只有百石左右。除了正常的开支，人情交往、生老病死、各种赋税，加起来所有费用都要从农业收成中支出。稍有意外，全家生活即陷入困境。相比之下，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用像农夫那样辛苦，却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利用商业赚来的财富转而兼并土地，直接导致农民无处安身，家破人亡。

针对这种情况，晁错指出当今的迫切任务是“使民务农”，而要老百姓专心务农，则必须“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把重视粮食与最切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凡交出粮食的百姓可以“拜爵”或“除罪”，其中“拜爵”这条途径更为重要和适用，它鼓励富人交出多余的粮食给国家，这样，政府有了足够的库存可资使用，就会减轻贫穷百姓的赋税，这就叫“损有余而补不足”；与此同时，民间由于没有了多余的粮食，商人无从流通，也就从根源上断绝了此类活动的可能性。

最后，晁错以极为诚恳的语气向文帝保证，如能依照他疏中所献决策进行，从最远的疆域算起，边塞士兵的粮食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边塞积蓄粮食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转而在各地郡县开始贮存粮食，等到郡县的积粮足够使用一年，就可以下诏书免收百姓的土地税。这样，皇上的恩泽犹如雨露一样真正普降到了每个百姓的身上，老百姓也就能更加勤于务农，到时就能实现“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的局面。

晁错所绘的“天下富乐”图，极为简明地指出了传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与老百姓生存密切相关的粮食生产，其丰足或匮乏直接影响到国运，因此，负责任的君主应该认真对付。对稳定的粮食生产起威胁作用的是商业活动，故必须加以抑制。晁错深深感到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身为生意人，整年不事田间生产，不受风吹雨打，却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世人竞相追逐的金银珠玉，其实用价值事实上就是在商业交易中凸显的，金银珠玉携带起来远远比农作物本身来得轻巧灵活，一物在握，人们就可以到处游荡而不受饥寒威胁。此外，金银珠玉还可以作为观赏物件，让人赏心悦目，再加上其资源稀少且不可再生，必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之物。晁错出于现状的考虑，提出“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玉石”的主张，阻止人们欲望的自然延伸，对保护农业文明有一定的意义，可视为一种小农意识。晁错所举出的五口之家，是从其运作失衡的状态来描述，如从相反的角度看，可推知汉代一般农户的幸福图式，即粮仓衣裳丰足、人情往来顺遂、能应对天灾人祸、老幼有所养育，这就够了，无需太过奢求。

晁错的重农策略产生了功效，文帝就曾亲自参加籍田大典以示重视生产，当然这种主张能大行其道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迎合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