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曾提出一个界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忘中国自身立场，寻求在世界潮流中维持独立地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后来成为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在保持民族文化自觉，坚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上，表现出更高的立意和境界。

这样的主张在“世界走进中国”阶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1840年以后，意识到落后的中华民族求知若渴，四处寻找老师，学习美国、日本、苏联等不少国家，最后还是通过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足以表明，强调“中国特色”在解决自身问题上，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行性。

然而，当中国走进世界的时刻来临，面对各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既钦佩又疑惑的现实情形，寻求国际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道路为世界接受的必过门槛。

上世纪80年代末，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让信心满满的福山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高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见证了人类历史的最新发展之后，福山教授终结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2012年10月16日，福山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在所有挑战我范式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所以问题就在于中国是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模式？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是会一直保持现状，还是会变化？”

对第一个问题福山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对古老历史的传承。“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了。”由于其他国家并不具备同样的历史条件，所以这个制度能否在其他国家复制，是不确定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福山怀疑：“现在这些因为快速经济发展而流动的人，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满意于处在政治进程之外？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会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进程。但以什么形式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是民主选举，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福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这很正常，但中国必须对自己，也对世界给出明确的回答：中国道路除了“适合中国国情”这已得到世界公认的一点之外，有没有对人类的普遍意义？中国是否只是人类中的“另类”？原先被自然地理条件隔离的中华文明，是否仍将被“文化特殊性”隔离于以西方为代表的“文明主流”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导向一个极具国际政治意义的设问：中国和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是可能的吗？进一步推论，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具历史感的设问：如果中国道路作为西方道路之外的一种发展方向得到确立，是否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未最后消失？在福山的语境中，这是否代表历史并未终结，而是正在延续？一旦这两个设问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讨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是单纯出于民族感情或理论爱好，而是因为事关中国作为大国的话语权或“国际影响力”。走进世界意味着中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打交道，过多强调中国特色，会产生某种“自我隔离”的效果：既然凡事皆以自己特色为理由，那融入世界的目的又是什么？今日世界的规则体系和秩序结构，并不完美，远谈不上公平正义。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必定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全球秩序的重整，届时所提方案到底以“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意义”为号召，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赞同和呼应？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自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以来，“求同存异”始终是中国处理同各国关系的基本策略。如果说“异”指的是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国情特色，那么“同”就指能为各国所认同的共同利益及其背后的道义基础。中国希望获得国际影响力并通过国际影响力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既需要保持中国特色，也需要清晰的世界意义之基调，才能让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梦”，并向世界承诺，中国梦就是亚洲梦、非洲梦、亚太梦，乃至各国的世界梦。中国愿景和中国给予世界的愿景的同一，不但意味着中国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福祉的增长过程，更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方式可以提供人类发展的新方式，提供世界各国可资借鉴的圆梦新路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中国道路及其成功的机理，告知世界，供各国参照，是中国力所能及，世界也能接受并因此受益的“大国责任”。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走向世界，“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渐成常态，面对相互依存的现实，如何在双赢乃至多赢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成长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破解人类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公平公正的建设性力量，正挑战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大国方略”就体现了中国对未来的设计和给世界的答复。（顾骏）

《解放日报》201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