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17年来，虽然“上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区域国际组织，而且还有更大发展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组织仍是一个较年轻的区域性组织。除了原有的某些尚待突破的发展瓶颈外，随着成员的增加，“上合”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一，西方保守势力难以改变对“上合”的固有偏见。从成立伊始“上合”就宣布，其不是军事集团，它的建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和集团，是一个开放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但不可否认，“上合”所寻求的构建多极、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希望保持其长期主导的原有世界秩序战略相悖；“上合”所秉持的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安全观，及尊重所有国家利益和不可分割的世界安全空间理念，与西方保守势力的冷战思维格格不入；“上合”所提出的在处理国际和热点问题应发挥联合国的主导和协调作用主张，与美国和北约绕开联合国单独行事背道而驰；“上合”所崇尚的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精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集团思维”和强权政治也严重对立。而且，“上合”呼吁国际社会应尊重各国国家主权和独立、政治和社会制度多样性，客观上也对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2005年，“上合”以声明形式要求美国确认多国部队从中亚撤军时间表，更使西方人士确信，其并不是西方社会所愿意看到的组织。2012年“上合”成员国元首峰会后，一些西方媒体再次大肆渲染“上合”在与西方“分庭抗礼”，妄称“上合”不再是一个仅局限于解决边境争端的论坛。某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上合”成员国元首宣言明确反对干涉叙利亚内政，反对在任何国家强行推动政权更迭，反对在伊朗核问题上动武，力挺德黑兰。这充分表明“上合”正热衷于在本地区打造一个排斥美国的多边机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不得不做好应对“上合”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全方位挑战的准备。

其二，美欧极力分化和离间“上合”。为拉住乌兹别克斯坦，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不断游说国会解除自2005年起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制裁，还拟将对巴基斯坦冻结的8亿美元援助中的一部分转拨给塔什干，期冀卡里莫夫总统回心转意，重新接纳美国驻军。2012年，美国推动北约首次邀请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北约峰会，以促进中亚国家与北约的关系。美欧还试图将印度打造成印太地区的重要“防务伙伴”和制衡中国的棋子。近10年来，美国向印度出售了1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2016年，美印两国国防部签署《后勤保障协议》，允许两国军队使用对方军事基地进行后勤作业。美国还向印度提供P–8I海上巡逻机，使其成为美国外销P–8系列首个国家。2017年，美国两党一致同意向印度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22架“保卫者”无人机，用于印度加强在印度洋上的侦察。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重新定义下一个百年美印关系》的讲话中将印度称为美国在未来地区战略的“支点国家”，希望其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2018年，法国与印度签署两国武装部队相互提供后勤支持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允许对方军舰使用自己的海军基地。

其三，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对中亚成员国的影响。冷战后，虽然美苏两大阵营格局被打破，但各种地缘政治力量在中亚的博弈却愈加激烈。北约、欧盟、欧安组织、“中亚5+1（日）外长对话机制”、“韩—中亚合作论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中亚四国、中亚和西亚国家经济合作组织、“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等组织和机制相互交织，扮演着不同的地缘政治角色。苏联解体后不久，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2002年，塔吉克斯坦也成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2007年以来，欧盟先后出台《欧盟对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和《2014—2020年欧盟对中亚新战略》，并通过“欧盟+中亚外长”会晤等机制不断向中亚渗透，全面介入中亚事务。日本则借与中亚“外长对话机制”大力拓展对中亚国家的合作渠道，尤其企图利用此平台推动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有鉴于此，2006年，普京在“上合”成员国元首峰会后即提出，俄罗斯反对在“上合”区域内创建其他有类似职能的组织，反对在该地区复制和创建任何“封闭型的俱乐部”、制造屏障和分界线。2009年，美国和北约部分国家出资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中亚反毒信息交流与协调中心并于2012年抛出“中亚禁毒倡议”，试图组建“中亚缉毒部队”，使中亚反毒信息交流与协调中心成为美国绕开“上合”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向中亚国家强力部门渗透的新渠道，使原有的“上合”反恐、缉毒合作机制面临被分化和对冲的巨大挑战。为达到分化和瓦解“上合”的目的，近年来，某些外部势力还不断强化“突厥语国家联盟”在中亚的影响，使中亚成员国的选择更加宽泛、外交取向更加灵活。

除上述外部挑战外，毋庸讳言，“上合”内部也存在一些需努力化解的复杂因素。如部分俄罗斯精英担心“上合”使中亚国家加深对中国的依附，认为俄从“上合”“获益”不及中国，进而产生一定的失落感，这一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某些政府部门对“上合”多边经贸合作的热情。另外，印巴加入“上合”后印与中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也可能给“上合”原有和谐氛围带来新的复杂影响。未来，如何不断光大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不断夯实上合成员国间战略互信，积极化解或降低有关内外消极因素的干扰，将是“上合”增强凝聚力、提升合作层次、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好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