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定位
中俄关系的定位是根据各自国内发展进程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演进不断调整变化的，但不管如何调整，两国都始终坚持发展两国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和不结盟的原则。尽管如此，自1996年两国将双边关系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有关中俄关系到底是“权宜之婚”还是会重走“结盟”之路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尤其在中俄战略生存环境恶化，双方不约而同地加大战略协作力度时，有关国家和人士常常做出“中俄结盟”的错误猜疑。但实际上，中俄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一）中俄没有与西方为敌的政策
从对外关系维度看，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而发展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也始终是中俄对外政策的主轴。虽然两国都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作为各自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之一”，但双方都把对美国的关系置于重要位置。俄罗斯前驻外大使鲍里斯·皮亚德舍夫认为，两国伙伴关系只是为了补充，而不是取代各自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271]
中国始终把维系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作为稳定外交全局的关键所在。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72]中国的振兴与发展离不开西方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离不开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无论是从对外政策上，还是国内需要上，中国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甚至颠覆当今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框架。1996年，中国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1997年，江泽民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也提出建议，中美应按“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发展，这与俄中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并没有太大区别。[273]2010年5月，中国首次提出与美国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确认了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因为，只有不与西方发生争端，“才能扫清实现中国梦这一长期战略道路上的外部障碍”。[274]即使是在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情况下，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仍增加到6598.5亿美元，同比增长3.9%，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
尽管对华关系极为重要，但致力于国家复兴、重回西方文明世界的俄罗斯，始终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甚至是“战略伙伴关系”。[275] 2003年10月，普京在卡塔尔半岛电台发表谈话时强调，莫斯科和华盛顿有着保障世界战略稳定和人类安全的共同任务。因此，俄罗斯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美如果消除地缘政治偏见，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将是对付任何潜在侵略者最好的遏制因素。[276]即便在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普京等核心领导层也没有放弃改善与美国关系，即与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努力。普京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呼吁，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不能让俄美关系成为“人质”。俄美应停止相互争斗，齐心协力面对共同困难。[277] 2018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论坛上表示，特朗普总统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而并非像一些美国媒体所说的完全不听劝告的人，这位美国领导人正致力于恢复良好的美俄关系。[278]有人士甚至认为，一旦制裁解除，俄罗斯更倾向于瞄准欧洲而非东方国家。[279]
（二）中俄两国坚持结伴不结盟
有人士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反制措施会让美国人冷静下来”。[280]这些人断言，不单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中联盟曾令西方提心吊胆，如今的俄罗斯核力量、科技和资源潜力与中国经济结合起来也足可推翻美国秩序并将世界格局拉向有利于自己的一边。[281]美国军事专家声称，俄罗斯和中国在未来战争中“无法一对一与美国匹敌，可它们的合力无疑会给这个超级大国制造严重麻烦”。[282]然而，国与国的结盟已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在中苏关系史中，双方结盟没能确保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相反，“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客观上却使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合作中断近30年”。[283]为此，1994年9月，中俄在《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两国决心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这也是中俄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2001年7月，双方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不同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摒弃了不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模式。然而，随着国际形势急剧演变和中俄不断提升战略协作水平，国际社会乃至中俄两国国内的部分人士对中俄是否会始终坚持不结盟立场再次产生质疑。在这些人看来，中俄不结盟不过是双方在具体情况下的某个时间段做出的表态。在如今美国新军事战略已将中俄视为自己主要对手的情况下，不排除“或迫使莫斯科和北京将其作为考虑军事政治结盟的因素”。[284]有的人士甚至认为，中国坚持不搞军事政治同盟的原则并“不是任何情况下不容变更的教条”，“如果美国真的转向武力压制，这个封印就会解除”。[285]中国有学者表示，目前出现新大国结盟概率较小，但十年后国际格局很有可能出现质变，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286]也就是说，中俄是否结盟取决于美国给两国的压力有多大。然而，结盟无疑是冷战和集团政治的产物，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中俄结盟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俄结盟虽然可以成为应对美国压力的有效工具，但这个联盟将被视为攻击性和挑衅的行动，而非防御性反应。[287]这“不啻为向美国发出两国欲对其展开全线对抗信号”，[288]给西方政客提供中俄是西方威胁的口实，加剧国际地缘形势恶化，影响两国对西方的整体战略推进。中俄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恰恰都不希望一纸盟约影响各自对外交往的更大空间，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既能“背靠背”守望相助，又能感到相对自由舒适的关系。“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的国家利益被莫斯科破坏的感觉似乎是与俄罗斯牢固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联盟瓦解的主要原因。”[289]2019年，中俄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向外界发出两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强音，但“中俄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更不是走结盟对抗第三方的老路”。[290]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时，双方即达成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共识。苏联解体后，中俄继续强调的上述原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1992年12月，双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国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来发展双边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首次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7月，双方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两国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建立面向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表示，俄中“两国关系经历半个世纪以来的坎坷道路”，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以最佳方式考虑到现在和未来两国国家利益的合作方式”。[291]中俄历史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但共同的利益和使命将两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在西方世界普遍担心所谓“文明冲突”会影响世界“和谐”秩序的背景下，中俄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毗邻大国友好相处本身就证明，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互谅互让、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大国间、核国间、邻国间、东西方间、南北方间、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国家间建立和谐关系是完全可能的”。[292]2017年7月，双方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俄开创性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平等信任，其核心价值是相互支持，目标是两国人民共同繁荣。中俄在国与国交往中提出了全新的思维和理念，为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关系模式。两国创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打破了西方对大国关系的传统理念，也为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面向新时代的守望相助
根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中俄元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对两国关系再定位，确立了面向新时代“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互给予对方走自身发展道路和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方面更加坚定有力的战略支持；强调要体现双方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使命和担当精神，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进一步强调两国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不结盟、不对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赋予中俄关系新定位和新内涵，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时代的召唤，既是双方的选择，也是各方的期盼，具有特殊重要意义[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