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翌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自此，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结成全面同盟关系，并迅速进入蜜月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联合打压的严峻环境下，中国坚定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方针。苏联出于内外战略需要，也给予中国兄弟般的支持和援助，为帮助新中国应对来自西方的战略遏制和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代中后期，中苏在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问题上发生争执，进而发展成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论战，彼此相互攻讦，龃龉不断，两国交往几乎全部中断，双边关系仅限于一点微乎其微的贸易和每周对开的一次航班和列车。1969年春夏之交，两国在政治敌对中的积怨在珍宝岛“引爆”，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苏关系的严重对立和对抗，极大地损害了双方的核心利益。随着两国高层认识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扭转这种非正常现象，使两国关系重回睦邻友好轨道上来，已逐渐成为中苏举国上下的共同愿望。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例行”攻击中国领导人后首次发出善意信号，“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当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苏联进一步做出姿态，停止了此前的激烈反华宣传，并以苏联共产党名义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简短唁电。但苏联此间发出的所有善意信号还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实质性内容。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重新调整了国家战略方针，对内着力富民强国、对外大力改善国际环境，发展与各国友好合作，积极调整对苏关系，为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客观基础。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著名讲话，前所未有地明确表示，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他还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中方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通过新闻发布会表示中方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同时提出恢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先决条件，即先消除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苏联敦促越南完成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准确把握时机，果断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特使”参加葬礼，公开给予勃列日涅夫积极和客观评价，为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解决奠定重要基础。此后，苏联政坛发生不测，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几易其主，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去世，致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这扇刚刚开启的大门最终没能继续敞开，许多关键性问题陷入停顿状态。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借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当年10月访华之机，请其捎信给戈尔巴乔夫，称如苏方愿意同中方达成谅解，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本人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中国在中苏长期对峙中首次公开提出举行双边高峰会晤，率先打破中苏恢复关系过程中的僵局。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回应。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时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同时还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问题，同意按主航道划分两国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的走向。这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最有实质性内容的一次公开表态，成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消除，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成功实现对华正式访问。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出席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时隔30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邓小平同志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指出，在中苏论战期间，“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们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此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在会见到访的钱其琛外长时也曾主动表示，在苏中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上，“苏方也有过错”。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的历史性会见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完成了中苏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夙愿，结束了彼此长达20多年的纠葛，开启了中苏两国的新型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