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诊治疾病的异同与统一

中西两种医学由于发生、发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两者由形式到内容成为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18］。中医和西医之间存在差异，认识疾病的理念、诊病的方法、疗病的技术以及用药均有不同，但是中医与西医的起源都是由人类救护、求生的本能行为，根据平时的生活经验而总结出来。中医和西医的目的相同，都是维护健康，恢复健康，尊重生命，呵护生命，本质始终保持一致。

对于人体的认识，中医认为人体是由阴阳二气组成，表现为精、气、血、津液、神等功用，五脏六腑及奇恒之腑等功能类别，注重的是人体的功能［19］。西医则认为人体是由碳、氢、氧、氮等元素有机地形成细胞，由多种多样的细胞组成各种组织器官，注重的是人体的结构，由结构入手来研究其功能，研究细胞、组织及器官在生理或病理情况下是如何发生结构改变的。诊断疾病的手段，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判断邪正消长，归纳出证型，主要依靠自身经验积累，不完全依靠医疗仪器所提供的数据。而西医诊断需要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所提供的客观数据，结合望、触、叩、听四诊对患者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完成［20］。在治疗上，中医注重去除病邪、消除病因，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体，治病不能只从局部出发，而应该从整体出发；机体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体，治疗疾病必须考虑到季节、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差异。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西医治病强调的是病因治疗，遵循病因、病机、病理治疗原则，要求功能的恢复，注重形态、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善，治法上多采用标准化治疗，同一种病就用同一种方法，不太考虑个体因素。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出现，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裴正学教授对其做出精辟论述［18］：中、西两种医学的互补是各自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近代，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人体是一个巨调节系统。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出现了许多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我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另一面，炎黄子孙——当代中医遗产的继承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唯一途径。舍此别无他途。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中医注重整体的一面和西医注重局部的一面相结合；中医注重宏观的一面和西医注重微观的一面相结合；中医的机体反应观和西医病原致病观相结合，正是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的自身需要，谁能首先掌握主动，取对方之长为我所用，谁将在短期内取得长足的进展。

中医学在诊断方法方面、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借用西医先进的设备条件，西医在疾病诊疗方面丰富“整体观”理念，引入中医中药治疗，临床中化解了一大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如病毒性感染、心脑血管病、功能性疾病、风湿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红斑狼疮、肾脏病、白血病等的治疗，都展现出疗效显著的典范。

当代中医工作者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现实，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两大医疗体系正在互相渗透、互相交融，逐步形成以中西医融合的新医药学［18］。中西医融合已经成为理论界、医学界的共识，只是需要找到进一步开拓发展的路径与方法［21］。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病证结合模式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交叉融合的切入点。中西医间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强强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种有机的结合，最终融合产生一种新医药学［22，23］。“中药西用”完全可以成为中西医融合一个新路径。中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至今收藏中药已有12811种之多［24］。祖先留给我们的中药宝库需要传承，需要广泛应用于所有的疾病，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疑难病。这，既有赖于活用“辨证论治”，又要拓展多元化发展思路，创新“微观中药西用”配药模式，符合循证医学理念，有望成为中西医融合的切入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