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作为意义的生成过程

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在1999的文章《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中，将传播学研究领域划分为七个传统，分别为：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5]。传播研究的兴起，使认知和改变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传播”维度，而传播如此众多的研究向度为传播建立了一种“多元视阈”，使传播可以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表面看来，这是传播研究、领域或学科的不聚焦，传播过于宽泛。然而，正是这种贯穿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特性，让传播的维度在当下变得炙手可热、不可或缺。这符合当今多学科、跨学科的潮流，或也预示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或许暗涌着“传播转向”。

从领域和学科范畴的横向分析拓展了传播的研究视阈，但克雷格无法从各个研究向度的具体实践中构建出对传播的共通性理解，这是其分析视角的局限。对传播的认知，需要在社会历史中探讨传播与意义生成本身的关系。传播常常被用来解释某个领域中的信息传递或者是主体间的沟通或交往实践，但传播作为“意义”的生成过程却被忽视了。在社会实践中，不同主体的相遇产生了意义，同时，不同的意义也在相遇中进行交流，并产生新的意义，传播就是意义的生成和交流过程。然而，这并非是说意义依附于空间与时间的桎梏，比如，中国学者可以去解读几千年前的西方经典著作而创造新的意义，这是超越时空的想象中的主体相遇，或更确切地说，这是超越时空的“意义相遇”，是中国现代“意义”与西方古典“意义”的交流，这个过程也是典型的传播过程。从意义生成的角度看，社会实践就是“传播实践”，传播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

作为意义生成过程的传播呈现了多元主体和多元意义的存在，它们在克雷格的多元视阈中被表达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领域。传播的这种特征可以借用文艺批评家朱丽叶·克里斯托娃的“多元逻辑”来描述。她用多元逻辑来形容语言活动的主体在产生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他者的否定性割裂中，她认为一元逻辑和异质逻辑的持续对话是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6]。传播的多元逻辑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意义的多元以及意义生成过程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