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地“降温”
如果我们较仔细地考虑一些当代影片，也许不难发现“为了不单在生活的转折点，在某一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去表现人，而是要求从每天发生的众多矛盾和思考之中表现人，一些艺术家宁愿降低戏剧性的灼热程度”[5]这样的事实。假如说苏联电影理论家勒·别洛娃在20世纪70年代敏锐地发现了电影结构在这方面的转变萌发的话，那我认为到了80年代的今天，这种变化已急剧发展并构成了当代电影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倾向。有意识地“降温”表现在当代电影的结构上，最根本的就是竭力避免人为的戏剧性，尽量降低情节的烈度。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在不同程度上引起注意并受到一定好评的影片在这方面都作出了探索，体现出追求。《巴山夜雨》不正由于编导有意识地避开了谱写那个动荡年代的剧烈的外在冲突却恰恰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动荡的年代而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进而夺魁吗？《都市里的村庄》所以能使主人们在感受到压抑的同时又激荡着炽热而向上的力量，不正是影片的编导果断地避开了先进者与落后者的尖锐冲突，而去大大拓展了丁小亚、杜海他们“孤独”的工作、生活处境而获得的吗？《如意》之所以能让人们从心底感到微微一颤，使观众看到了久已被遗忘的社会生活的另一角落，远非只是抓住了石、金二人这样一对老年人之间曾有的爱情纠葛，影片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在石、金二人各自生活的延伸线上开掘出更多的内涵吗？《牧马人》虽然有其不足，但这部影片没有让许氏父子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展开外在强烈冲突，而是尽力“压”住了城市这条“线”去铺陈了牧场生活一条“线”，是不是使这部影片仍不失为一部力作的主要原因？前不久上映的优秀影片《十六号病房》在这方面的探索似乎更为大胆，追求也显得更为强烈。影片不光没有用展开的情节去交代几位“知青”在各自的生活磕碰中形成的性格历史，而且始终都将这几个“知青”囿于病房，置他们于精神的对峙和哲理的思考之中。那开片近两本的X光胸透和病房絮语，让人们在无味之后感到淳厚，在失望之后感到振奋，这充分显现出编导的艺术功力，至于像影片《城南旧事》的佳作，编导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已为人通晓，在此不必再花笔墨。
也许有人更提出这样的尖锐问题：这样的结构处理不是明显地回避了影片的社会矛盾，从而削弱了它应具的思想意义？不然，一方面，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往往是那些深藏于生活内层尚未激化的矛盾，而这矛盾恰恰是以往电影很少去表现而当代电影却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要探索区域。另一方面，即使是表现强烈社会矛盾冲突的影片，由于当代电影朴素的电影美学观念的转变，他们更多的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曲隐的，甚至是虚写的“艺术形式的转换”（别林斯基语）来达到目的。《十六号病房》虽然没有去对具体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冷静的描绘，但它却丝毫没有回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只不过将这些化为“知青”们心灵的隐痛和精神的渴求。试想，如果让《十六号病房》中的“知青”们一个个置身于各自的“上山下乡”的环境之中；如果让《牧马人》中的许氏父子在宾馆争执不休，这或许能给人增强一些外部动作冲突的强烈效果和环境氛围，但毋庸讳言，如此结构出来的影片决计达不到这两部影片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影片的艺术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我以为完全可以这样讲：当代电影艺术家结构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他对当代电影叙事形式的领会和把握。
对“有意识地‘降温’这样结构处理的认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技巧问题。在以当代电影与现实关系上把握的同时，还要从当代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上去把握”。在这方面，我认为美国电影理论家迈·罗默所讲的话非常精到：“现代电影艺术家有着不靠增强效果来达到与观众交流的目的，因为现代电影艺术家要求于观众的感受力也就是他们日常的感受力。”[6]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或许还应该以艺术心理学的角度予以一些思考。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愈来愈清楚地表现出：一件文艺作品的最终完成不是单层次的，它除去传统的强调作品本身所具的艺术力量外，十分注重“使欣赏者产生包括美感在内的特殊感受，进而引起客观事物的广泛联想和理解”[7]。这也就是说，当代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机制应当在欣赏影片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尊重和充分的发挥。注意到这一点，也就要求当代电影尽力达到艺术心理学上常“同态”（意即，一件艺术品应当最大限度地与欣赏者的心理机制达到吻合状态）。我认为，这种“同构”在电影结构中，特别是在影片的情节设置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要求当代电影的偶然性和孤例性尽量减低，让必然性和普遍性大大加强。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认识此问题，就是当代电影要求情节逻辑的作用相对减弱而使人们的情感逻辑和心理逻辑得到更多的加强。近年来我国的影片在这方面虽然大有进展，但仍存许多痼疾。就拿获得较高评价的影片《乡情》来说，这部有着浓郁乡土气息、朴实真挚的佳作是不是就因为那一把梳子带来的戏剧性巧合而使人们至今还感到遗憾呢？再说影片《逆光》，如果这部影片在结构时不把夏茵茵的母亲作为廖星明正好碰到的编辑部负责人，从而使夏廖婚姻受阻是不是更具典型意义呢？《女大学生宿舍》如果不把辛甘的妈妈与匡亚兰纠葛在一起，这部影片是不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而不至于使这种“孤例性”让人们的认识陷于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