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传播的迷思与拐点[1]——试论中国对外传播的“区隔化”传播

许多学者认为，“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2]，“在古代的对外传播中，国家实力与国家政策决定了该国对外交往和传播的强弱”^[3]。而在当下，传播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族群间的信息交流互动更加迅捷、更加频繁、更加复杂，中国如何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在激烈的媒介化竞争中做好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迎接“十九大”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奋起直追，改革开放近40年的跨越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对外传播中传播观念、话语体系、传播技巧的构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诚如《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所指出的，“主动做好对外传播，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中亮明我们的观点、表明我们的态度，才能构建好国家形象，提高我们的感召力和影响力”^[4]。

对外传播是一条双向交流的对话之路，“中国对外传播经历了从硬件设施到核心能力的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5]，对外传播理念从以宣传为主到进入注重对话与交流层面，但理念认知和实践运作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今世界价值观念的对立依然存在，中国话语若要深入其他国家（地区），就必须要考虑当地受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认识我国对外传播存在的误区，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是新闻传播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现实环境和制约因素，试图以传播学视野为主导，从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三个学科交叉维度中分析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区隔化”这一传播学研究的命题，阐释我国对外传播的新理念与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