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身份处在世界话语体系：被遮蔽的他者

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沿袭现代性根深蒂固的思维框架，塑造了中国这个“低劣的他者”身份以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建构了一个“高尚的他者”的身份以满足自身某些“乌托邦”的想象。就在西方世界现代性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却在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中迷失了方向，从而导致了中国身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缺失。于是，就在西方世界不断以自己的立场对中国进行大量阐释与解读的时候，中国这一原本是对话者另一个重要的主体却在应该在场的时候缺席了。也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中国形象”日渐成为一个问题。

一旦失去自我发声的机会，自己的形象就完全失去了自我在形象建构层面的主动性从而沦为被表述的对象物，在这个层面上，哲学上的三个终极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就变成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也意味着中国如果不能清晰且高声地界定自我，那么自我在异域中的表述就成为完全与中国无关的事情。西方自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之后通过定义和阐释“东方”，表述和塑造中国这个“他者”，放大和强化中国的“他性”来巩固现代性的威权。恰恰因为在西方轰轰烈烈的发起科技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几乎进入了停滞的阶段，当西方以“他者化”东方的方式来建构自我的想象时，中国的沉默使其意识形态的谋略得以达成。

道格拉斯·凯尔纳说，“身份继续成为它曾经贯穿现代性的问题，身份远非消失在当代社会里的身份，相反，它被重新建构和重新定义”^[4]。近代中国，这个时而如天堂般美丽，时而如地狱般遥远的国度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声音。物理空间的遮蔽和文化心理的遮蔽，使中国在西方成为一个“看不见”或“视而不见”的异乡，中国的形象也就成为一种若有若无、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幻象。西方文化在摹写、虚构、塑造和幻想他者形象的时候，也完成了对自己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国在他域中的形象就始终处在天堂与地狱、进步与野蛮、开放与封闭、聪明与懒惰、诚信与欺诈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中。因而，中国形象、中国身份在“被表述”和“被塑造”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让自己的声音突显在世界话语框架中，成为主动而勇敢的发声者，以此来彰显中国的身份，表明中国的态度，从而建构一个去除了污名化的国家形象。

中国形象的“他塑”因中国的“不在场”引起，因而，强化中国的主体性是理论上的应然。米歇尔说，“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符号，而颇像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被赋予传奇地位的一个在场或人物，参与我们所讲的进化故事并与之相并性的一种历史，即我们自己的‘依造物主的形象’被创造、又依自己的形象创造自己和世界的进化故事”^[5]。我们致力于建构国家形象，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即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乌托邦的中国，其塑造的过程往往是中国这个他者的不在场为前提，因而这两种极端化的中国形象所表述的往往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相反，中国的身份是一个由“我们”而非由“他们”定义的身份，中国形象的传播目标也不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建构一个真正脱离了刻板偏见，摆脱了污名化的国家形象。

正是因为世界话语舞台中，中国这个“他者”始终以不在场的姿态为异域任意言说，这一言说以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认为逻辑支撑，将中国排斥在话语秩序之外。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如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遮蔽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