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断裂”与西方“他者”

亚洲及中国文明发展在近现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身传统在传播过程中的历时性“断裂”。中国学者许国璋曾在西方文化史演讲中言道：“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是文明却有”^[10]。近现代的亚洲文明遭遇了西方先进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入侵，整个亚洲文明都在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中面临断裂并艰难重生。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论述道：“现代性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制度与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现代性的最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11]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被“全球化”带到了全世界。不过，西方的“断裂”产生于内，是历史变革和新陈代谢的结果；而亚洲文明的“断裂”源于其外，是一种被强迫的“断裂”，这种断裂留下的巨大罅隙对于许多国家都难以立即填补，只能寄希望于文明意义的重构。当产生强制断裂的外力逐渐消退后，断裂留下的罅隙必然呼唤传统的重拾。这意味着亚洲文明必须面对断裂，并完成现代文明的意义建构。因而，对亚洲文明而言，第一个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亚洲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中重构文明的意义。

西方的入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参照和“他者”。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批判西方霸权、西方话语、西方建构的东方^[12]，但冥冥之中将西方确立为一个如影随形的参照，而名义上的“东方”却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自为政，且都以西方为“他者”。完全拒绝西方文明已经无路可走，但西方文明似乎又无法解决亚洲自身的问题。吉登斯将西方的“现代性”比喻成“猛兽”，它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同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地区局势等各方面问题已经使之难以“驾驭”。这意味着亚洲文明还面临着第二个艰巨的任务，即如何在借鉴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现代性的后果。但是，事实上，亚洲各国已经逐渐被这种后果所累，且短时间内难以脱身。即便是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崛起的中国也难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