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同体中的网络视听文化
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它和人的实践、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概念所反映的正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人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是社会的文化，社会共同体的目标和发展路径制约着个体的发展，个体也通过文化的传播来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社会”（society）和“共同体”（community）是两个紧密相关却有所区别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对这两个概念做过经典的界定[21]。他认为“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自然意志，比如情感、习惯、记忆以及血缘、地缘和心灵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邻里、乡镇或村落；而社会则是基于理性意志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为特定的利益而结成的各种团体，比如规模不等的城市和国家。在共同体中，人们结成有机的整体，相互依存，关系亲密，不存在独立的个人；而社会的参与者是独立性质的个人，根据主观判断而行动，靠契约来维持团结，关系是疏离的。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的划分是在工业化前夕的西方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在社会学研究中，这两个概念都发生了复杂而多样的演变[22]。 20世纪初，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以城市社区（community）作为研究对象，滕尼斯意义上的自然共同体概念演变为城市社区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杜威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概念。他认为，“不论存在怎样的联合行动，只要其结果被所有参与的个体认为是善的，同时善的实现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至激发出一个积极的意愿和努力去维系这一联合行动时”[23]，一个共同体就出现了。杜威的共同体概念已经不同于滕尼斯，基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共同体已经不是自然形成的了，但是这个新形态的共同体依然具有滕尼斯意义上的道德与情感联系，不过它同时具备了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独立的个人、民主体制等，杜威认为现代民主就是共同体生活观念本身。
本文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概念基于杜威的界定，同时将网络社会的新形态纳入这个概念。网络时代的社会共同体是基于现代社会和网络社会并通过新媒介形态所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包含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极大拓展了社会的内涵，它不仅是活动在物理空间中的人类关系，同时是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人类联合体。其次，网络时代的个人既是现实生活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也是虚拟社会中的网络节点，个人的意义在超时空的维度得到了新的拓展。再次，社会共同体不仅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也重构了基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所划分的阶级、等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时代的社会共同体更趋向于聚合而不是离散。
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有能力、有意愿的个体的积极参与，需要充分互动的传播，同时需要民主体制和多元价值取向的保障。杜威的“伟大共同体”和威廉斯基于“团结观念”的共同体在实现共同体的途径上是一致的，杜威强调了传播的重要性，即“社会需要沟通作为前提条件”，而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由此，网络视听文化在今天的社会共同体建构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彻底转变来自大众社会形态的“高雅文化” 与“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确立一种多元与包容的理念，通过对政治民主、个人自由、法治保障、文化多样性的体制建构来追寻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一，在观念上突破精英、低俗的简单二元认知。作为视觉文化时代主导性的网络视听文化，在内容上已经容纳了传统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少数不符合现今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内容，很多有争议的文化产品体现了更多样化的生活样态和价值追求，以怀旧主义的心态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同时要看到，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也在迅速发生变迁，对文化的规制也必将产生新变化。另外，在网络视听文化所覆盖的用户层面上，已经将社会的所有阶层纳入其中，靠用户区分来指责网络视听文化的低俗已经没有显示的基础。第二，基于共同体的个人自由观念需要被拥护。这种个人自由是网络视听文化创新和走向高雅的基本源动力。当然，个人自由从来不意味着脱离他人和社会，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越是独立的人越需要寻找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在共同体的互动中，不仅是认识他人，更是认识自己。这一参与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始终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而加强。网络视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互动和交往意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要通过民主的教育机制来引导而不是强制网络视听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个体的教育是杜威和威廉斯都认可的实现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本身也是重要的传播。这一理念的核心基础是坚信个人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网络视听文化的受众并非群氓意义上的“大众”，但是也并非每个人都有基础和可能获得较高的知识和文化素养，问题的解决不是压制，而是教育。第四，通过推进政治民主来建构体现共同体意志的管制措施。中国当前的一些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的方式，比如谁制作谁上传，谁播出谁担责，强调网络剧、微电影也是有内容“底线”和内容“边界”的，所有当事人都具有内容“看门人”的义务，都要为内容的“不当性”“违规性”“违法性” 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管制措施并非十全十美，在要求制作播出“适合网络传播、体现时代精神、弘扬真善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网络剧、微电影”的时候，也需要意识到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性往往会导致人们文化价值观上的很大差异，我们应该允许在社会转型期、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候，尽量以“无害”为底线，包容更多的文化差异，网络文化同样需要一定的分层和多样[24]。
威廉斯认为，找到共同文化的契合点只有在物质共同体中有充分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每个人在文化共同体中只能参与一部分，但是这种千差万别的参与和文化共同体并行不悖。这是长期的过程。要保证既获得多样性又不导致疏离，就需要在共同信念中“留出空间、容许变化、甚至不同意见存在”[25]。在实践中，思想与言论自由不仅是自然权利，更是共同需要。“任何体制或任何强调，如果不能容许真正的灵活性，不能容许其他选择途径，都必然有所欠缺。否定这些实际的自由便是烧毁了共同的种子。”[26]“工人阶级运动中，虽然那紧握的拳头是一个必要的象征符号，但握紧拳头并不意味着不能摊开双手，伸出十指，去发现并塑造一个全新的现实世界。”[27]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认为，无论记者、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或者普通公众，都需要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拥有它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28]，“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深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⑥。在当今的网络化社会，每一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节点，节点的意义既在于具有独立的个性，更在于和整个社会网络的链接。网络视听媒体所构建的跨越时空的共同文化是网络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机制，处于这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相互理解中秉持多元文化理念，才有可能维护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本文为孟建、胡学峰向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首届中国高校网络视听论坛”提供的学术论文。
[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网站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等低俗视听产品》，国家新闻出版广播总局网站，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65922.shtml。
[3]《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7483283_683129。
[4]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5]《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人民网，http://opinio n people.com.cn/nl/2017/0703/c1003-29379751.html。
[6]朱凌飞：《视觉文化、媒体景观与后情感社会的人类学反思》，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7]李文明：《论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督与管理》，载《现代视听》2009年第9期。
[8]Lazarsfeld，P.F.，Merton，R.K.（1957），“Mass Communication，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in Rosenberg，B.，White，D.M.（Eds.），Mass Culture：The Popula r Arts in America，The Free Press（NY），pp.457-473.
[9]［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页。
[10]［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08页。
[11]同上书，第112页。
[12]同上书，第111页。
[13]同上书，第113页。
[14]同上书，第120页。
[15]同上书，第123页。
[16]同上书，第127页。
[17]同上书，第131页。
[18]［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19]同上书，第4页。
[20]［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28页。
[2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2]陈美萍：《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 演变》，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3]John Dewey，“Search for the Great Community“，The Public and Its P roblems，Gateway Books，1946，pp.325-350.
[24]尹鸿：《网络视听：寻找管好与管活的平衡点》，载《唯实（现代管理）》2014年第4期。
[25]［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45页。
[26]同上。
[27]同上。
[28]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