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在民主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理论体系还是现代理论体系，都十分重视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与推动。但是，在现代民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已把上述传统合力因素的几个方面，不再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而是将其作为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有利因素来看待。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中，研究的视角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合力因素放在了“要有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要有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要有政党对民主化模式选择，要广泛地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几个方面。这一理论，不但给我们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给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课题展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这几方面与社会民主化进程互动，已成大众传播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
在传统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开始重视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把对一般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转化为对一种需要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时代精神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尽管仍关注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已提到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高度。诸如“对民主政体的感情”“对法治社会的信念”“对政治自由的理解”“纳税人意识的确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升华”“竞争意识的认同”“能力本位的观念”等，皆在此视野之内。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人的观念正在不断地嬗变。上述这些“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追求。现代化研究中关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巨大惯性带来不可逆转”的理论似乎正在昭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激发出来的社会民主化时代精神将会不断发展甚至是升华的。这些也将进一步反映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无论是普罗大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依赖，还是社会贤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与参与；无论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政治改革期望值的攀升，还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治雷达行为”的高度重视等，这些都将更充分地显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变革的互动中。例如，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来华访问，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媒体开放精神，让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两国首脑新闻发布会”和“克林顿北京大学演讲”，中国民众对此投以的热情与关注都是空前的。
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还将反映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扩散效应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反映与报道这些问题时，大都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新时期”20年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所需“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
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也十分关注民众参与政治的必然选择，并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来看待。关于人民参与政治的选择问题，江泽民有些新的论述：“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13]在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进一步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亦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极为重视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此方面开始了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国政府已将基层政治发展作为一项率先推进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农村乡村民主选举的问题，已被放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国际媒体也对此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媒体已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报道，而且，有些批评报道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如中央电视台1998年11月《焦点访谈》便对乡村民主选举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破坏的问题进行了曝光，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选举问题的特别关注（虽然还仅仅是中国农村中的乡村民主选举问题），某种意义上是运用了大众传播模式研究中的“议题设定”理论，尽管民主理论研究流派纷呈，但是有一点却早已是共识——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一基础上才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者能够批评现今的当政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到了“敢为天下者先”，尽管面对的还仅仅是中国农村的乡村民主选举。
3.展现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化模式的能力
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尽管仍重视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社会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革”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但对于政治领袖如何展现政治良知与智慧，政党如何选择民主化模式，已成新解。现代政治的前沿研究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制度往往是政治领袖的政治良知与智慧共同酿就的，这往往会导致政党对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往往又体现为一种能力结构[14]。诚然，这种政治的良知与智慧，乃至由政治领袖统领政党对社会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应当符合社会民主化的基本建构。大众传播媒介也应当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对这种“能力结构”的催化和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五大报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这些论述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十五大报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化了民主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其次，“十五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提出了民主的四个环节和要求；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的三项要求；提出了民主监督系统化的要求等。再次，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显然，“十五大报告”已向世人昭示：中国不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紧接着，中国政府加快了这方面的进程：1997年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特别是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义颇为重大，中国与世界大众传媒也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在“十五大报告”中，尽管也提出了诸如“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十五大报告”中所涉及民主监督系统化问题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讲道：“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15]江泽民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已远远超越了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中新闻理论的一般提法，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审视和认识转化并提升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的高度。虽然，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变革远不只是一个发挥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