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与流行品味

在传播研究领域，哥伦比亚学派的著名学者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合作并发表于1948年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有组织的社会行动》（“Mass Communication，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是引用率颇高的一篇论文。多数学者对该文的关注在于它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经典表述，即大众传播具有授予社会地位（the status conferral function）、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the enforcement of social norms）以及麻醉精神（the narcotizing dysfunction）三大功能。在这篇论文中，两位研究者也关注了大众媒介对流行品味（Popular Taste，也译作大众鉴赏力）的影响^[8]。他们的观点主要包括：绝大多数大众媒介（广播、电影、杂志以及部分书籍报刊）主要以娱乐为目的，势必会对流行品味形成影响；具有一定文学和美学修养的人一般都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公式化的通俗作品降低了大众的流行品味以及审美鉴赏力；公众流行品味的低下这一结论虽然正确但并不中肯，在社会背景中考察会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扩大了文艺作品的普及面，文化受众结构的变化导致大众“平均审美水平和鉴赏力”的下降；至于大众媒介在内容方面是否降低了大众的流行品味还不能确定。

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中被认为是“有限效果论”的代表，其经验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遭到不断的批判。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对大众媒介与流行品味间影响关系的评价似乎也存在“有限效果”的嫌疑，因为它既不符合一般人的认知，也不符合对社会运行结构的普通分析。无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还是21世纪初期的现在，虽然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普通人依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即多数人所欣赏的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品味不高。在网络视听领域，这种印象也是存在的，典型的例子是大量同质化的网络综艺节目以明星、搞笑为卖点，却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在网民自制的短视频中，低俗搞笑题材的观看次数往往超过严肃题材。如今，稍有媒介素养的人都知道，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目的是获利，观众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在大多数观众品味不高的情况下，大众文化产品自身的水准也不会很高。但是，一般的经验印象往往并不等同于事实，正如拉扎斯菲尔德、默顿所言，这些意见“正确但不中肯”（sound but irrelevant）。大众媒介和流行品味之间的关系需要仔细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定性。在讨论流行品味的问题时，拉扎斯菲尔德、默顿也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大众的理解力水平确实存在等级差异，很多人可以阅读但是不能深入的理解，这一点在视觉文化时代更值得关注，因为非文字的视觉信息更是诉诸感性而非理性的；其次，从传播者角度而言，尝试提高播出节目的艺术水准往往遭遇观众的反对，导致受众流失；再次，即使再有可能实现严格的审查制度，规定大众媒介只能介绍“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其是否能够提升大众的审美鉴赏力也是未知数。

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对流行品味的分析给我们研究网络视听媒体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思路。第一，要把网络视听文化纳入宏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考察“大众”这一群体概念的历史性变化，区别其组成和性质，不能笼统地讨论。第二，要考察视觉文化时代的网络视听媒体在提升大众审美能力方面究竟有何影响，对这一点的研究在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感性媒介并不意味着理性能力的绝对丧失。第三，简单地弘扬高雅文化、遏制低俗文化是否能够取得预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