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它涉及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国内外对政治传播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视角：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信息传播过程；从政治与传播的“融合”角度对政治传播的内涵进行界定^[2]。第三种界定如“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3]。政治传播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一方面由于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分别将政治宣传和选举纳入传播学的研究中，同时，李普曼对政治宣传和公共舆论的关系也有诸多论述，他们为政治传播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国内，用“政治传播”取代“政治宣传”，不仅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传播学的新视角，也避免了“宣传”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单向度的传播局限。

国际政治传播融合了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它使政治传播面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团体和公众，并涉及国际关系、公共外交、文化交流等领域。“国际传播”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早期，其传播主体主要指政府，之后“非政府”领域的国际传播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重要传播主体。进入90年代，西方国际传播研究受到全球化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4]。罗伯特·福特纳曾强调国际传播中的“政治性”，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传播可以公开带有政治性质，也可以隐含有政治色彩，或者只是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5]，按照福特纳的说法，国际传播实质上都具有国际政治传播的特征，“非政府”领域国际传播隐含着政治性，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传播”虽然不同于西方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的源起，但其“国际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其概念源于“对外宣传”。其传播的主体主要是指政府，随着对外传播思想的发展，传播主体也逐渐呈现多元化，但政府仍处于主导地位，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对外传播是政府外交的组成部分^[6]。对外传播诞生于中国语境，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但其与“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的共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外传播面向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需要汲取西方现代传播思想的营养，以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取得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本文将“对外传播”纳入“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以深入研究习近平同志的对外传播理念，系统解读其独具特色的对外传播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