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经验”与“发展共识”的建构

中国的成功带来了“中国经验”，它的传播将构建亚洲文明的“发展共识”。中国的崛起为亚洲文明探寻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而且强大的中国并非如西方那样强制推行价值理念和政治体制，中国展示的，不是控制与霸权，而是有益于亚洲整体发展与繁荣的“中国经验”；中国提供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标尺”，而是一种有益的“借鉴”；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是谋求“多元共识”，而非强行推广或植入。关于这一问题，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认为用“中国共识”的言辞代替“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他认为中国与许多国家，特别是与亚洲的周边国家，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不可能达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同一。“中国共识”的提法是在仿照强制推行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华盛顿共识”，这无疑会给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带来麻烦。“中国模式”虽然稍显合理，但暗含着需要他国效仿。因此，赵启正先生提出“中国经验”。

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它在古代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明，在近代又接纳了西方现代文明，成为文明融合的典型案例。但是，日本无法给亚洲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有益的道路。正如英国学者赫伯特·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评价，日本“与世隔绝的文明对于人类命运总的形成没有很大贡献，它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16]。威尔斯的评价出于20世纪20年代，今天看来可能过于苛刻。但是，由于地理、地缘的局限，日本无法直接带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由于侵略的历史及其态度，日本无法得到他国的充分信任；由于其成功主要基于近代的全面西方化和“二战”后的美国支持，这两种方式让亚洲其他国家无法获得或借鉴，也就意味着其成功经验难以成为亚洲发展的共识；而且，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停滞问题已历经20多年无法解决，新世纪以来其政治右翼抬头、政府持续性低，这些使亚洲其他国家无法在最紧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向日本求取经验。

中国经验的重要价值在于中国可以为亚洲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借鉴和帮助。中华文明历经百年动荡，而后重新崛起，这也是亚洲其他文明梦寐以求的；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连接东亚、中亚、南亚，“一带一路”战略更是贯通整个亚洲，亚洲其他国家将从中国的发展中直接获益；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顶住了苏联、欧美的霸权，继承了自己文明的优良传统，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些正是亚洲各国所需要的；中国成功实现经济改革与稳步增长，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并拥有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强大政府”^[17]，这些经验都是亚洲其他国家所渴求的。亚洲文明的进步需要各国在亚洲文明对话中充分交流“中国经验”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进而形成亚洲文明的“发展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