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科乃至所有学术生产的持续深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并非是要用“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来塑造数字人文研究未来发展的某种神话，如果需要强调媒介或技术的重要性，它更多体现了一种“最初决定论”。数字人文研究绝非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简单应用，它是可以和印刷媒介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彻底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是对旧范式的更新，更以包容的姿态对实证与诠释两种方法论取向进行整合，力图超越学科“文化”之间的壁垒。数字人文研究的实践提示我们，量化统计与意义阐释两种方法论范畴是可以相容的。华康德在梳理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时曾提出过“双焦解析透镜”[17]（实践与反思：7）的隐喻。布迪厄认为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是“过着双重生活”的，既有可以客观考察的结构、功能，也有需要意义阐释的行为意图、价值判断，研究社会现象本身就需要双重解读，这类似“双焦解析透镜”，在揭示“社会宇宙”的深层结构时，需要吸收两种解读方式长处又要避免其短处。布迪厄的思想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内在理念是一致的。回到莫瑞蒂面临的世界文学研究问题上来看，可以发现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拥有双重品格的研究对象，所以文学研究需要“细读”和“远读”这个“双焦解析透镜”来考察，而数字技术为这种方法论的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
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科体制中，新闻传播学被归入文学门类，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并列。这一划分有着诸多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并不能准确地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反映学科性质。新闻学作为面向新闻职业的研究领域，在传统上从文学领域中派生而来，以新闻写作和评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在印刷时代和文学研究有很多相同之处，从这一角度看，新闻学的人文研究色彩是最浓的。而传播学则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经验学派，有很强的偏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色彩，强调通过客观的调研和量化研究来考察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随着广播电视的崛起而产生的广播电视学也被纳入新闻传播学的范围，与其相关的广播影视研究则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的特征，既是现代传播媒介的产物，也是艺术表达的媒介。近半个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播影视研究等学科或领域都在快速发展媒介环境下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传播研究领域从对主流学派“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引入了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最近又将焦点转入媒介研究，在方法上除了保留原有的量化实证传统，也越来越重视定性的阐释。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学作为学科自身就具有跨学科的内在秉性，人文色彩浓厚的新闻学、影视研究领域实际上面临和文学、历史领域一样的学科发展转型，而数字人文研究的理念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新闻学以及传播学中对媒介文本的量化内容分析方法和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在网络时代几乎是同构的，虽然分析的对象有文学作品、历史文献、新闻作品之分。广播影视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特殊性，它们不是字符文本，传统研究依然依靠“细读”式的人工分析，但是现在声音和影像都被数字化，虽然目前计算机对声音和图像的分析、挖掘手段还很少，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声音、影像进行“远读”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加。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还很少，这正是在这一学科从事研究的学者需要从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中获得借鉴从而推进研究发展的重要时机。
【注释】
[1]本文为孟建与胡学峰合作，原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信息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1）的研究成果。
[2]Moretti F.，“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Vol.1-2，2000，pp.54-68.
[3]王晓光：《“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载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编：《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戴安德、姜文涛、赵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5]Hockey S.，“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in Schreibman S，Siemens R，Unsworth J.，A Com panion to Digita l Humanities，Blackwell（Oxford），2008，pp.4-17.
[6]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7]［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8]［美］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2版）》，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9]［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10]［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
[11]Krotz，Friedrich，“The Meta-Process of‘mediatization’as a Conceptual Frame“，Globa l Media and Com munication，Vol.3，2007，pp.256-260.
[12]Schulz，Winfried，“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European J ournal of Com munication，Vol.19，2004，pp.87-101.
[13]［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14]［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74页。
[15]柯平、宫平：《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载《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6期。
[16]赵洪雅：《数字人文项目“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序列”（LOFTS）探究》，载《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1期。
[17]［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 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