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0年，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弗朗科·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发表了《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一文^[2]。莫瑞蒂是美国知名的现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文章中谈到了研究中的一个困惑——为了研究世界文学，我们究竟要读多少书才够？莫瑞蒂感叹自己研究1790～1930年间的西欧叙事文学时就已经感到自己像个“假内行”，面对数百种语言的文献靠传统的“细读”（close reading）来研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很多学者，无论是人文还是社科领域的学者经常面对的难题，现在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资料堆积如山，仅凭个人有限的研究能力只能望洋兴叹。莫瑞蒂没有止步于感慨，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远读”（distant reading）。相对于针对少数经典文本的“细读”方法，“远读”可以借助一些手段来忽略细节信息，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把握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莫瑞蒂的“远读”概念迅速在人文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在《世界文学的猜想》中提到用计算机来实现“远读”，但是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DH）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数字人文是最近20年来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它最初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使用计算机来解决传统人文研究中遇到的、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概念风行一时之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近10年来，这一研究潮流开始在中国勃兴，人文研究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对其异常重视，新闻传播学界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就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回顾性、反思性乃至批判性的资料已经不少，但是对数字人文研究方兴未艾的内在机理、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的思考还很不够，无论赞同的声音还是反对的意见都体现出对数字人文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将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域出发，通过分析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来理解数字人文研究产生、发展的逻辑，在历史维度聚焦于学术场域，阐述其对学术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就其对新闻传播、影视艺术研究的价值进行简要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