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构成体系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已经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可以作为我国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导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届领导人的对外传播思想基本以党和政府为对外传播的主体，而在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中（如图1），则更强调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包括了微观主体）。习近平的对外传播思想是在确立党和政府主导传播地位的前提下，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个体都列入对外传播主体的范畴，并高度注重这些传播主体间的协调，以共同实现对外传播的目标。习近平认为，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目标，它们致力于实现我国的核心利益，有利于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4]。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促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对外传播需要放眼全球，要努力在传播中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共识，建立利益共同体，将我国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拓展为整个共同体共同的发展和进步，这与我国的利益契合，也与全人类的利益契合（图1中的虚线及其与实线的交汇，表现了这种拓展与契合）。习近平还认为，在对外传播中，深层次的文化和文明的交流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文化与文明的共识与冲突一直潜藏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因此，习近平开拓性地将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作为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增进不同国家与民族交流中的相互理解、推动共识的达成、避免误解与冲突。在习近平看来，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契合，也是共同体深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

图1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

注：图中以“圆形”呈现一种“相对边界”和传播中的互动，整个圈层都是传播充斥的空间。中国的对外传播主体存在较大的交叉，中国核心利益圈与共同体和多元共识层面有很大的契合和拓展关系，并共存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更广阔视野中。

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切实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化发展”^[35]，他将对外传播置于与对内传播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地位，并以国家战略的眼光实施对外传播战略。同时，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重视调整传播策略，尊重国外受众的习惯和心理，习近平非常重视国外汉学家的建议，“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更好结合，并以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外传播”^[36]。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他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37]，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系到国际政治传播的根本方向和原则。近些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在不断提升，但是，国内外舆论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复杂不会因此而有所缓和。在国内，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暗潮涌动；在国外，西方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政府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舆论方向，是我国对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国际交流中，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冲突有利于促进交流并达成共识，习近平身体力行，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提到德国哲学家时，他将“马克思”置于第五位^[38]，充分表现出对他国的尊重和传播策略的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