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共识的缺失

传播的过程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也是冲突与共识产生的过程。在文明的传播和交流中，冲突和共识是相辅相成的，但却并非是始终平衡的。亚洲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使亚洲各文明体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体，且困于各种利益冲突，阻碍着亚洲文明的发展。同时，亚洲文明疲于应对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亚洲文明内部的对话却被置于次要地位，这无益于亚洲文明寻找自身发展的出路。西方势力往往和历史遗留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利用各种借口不断介入，这些都使亚洲各处地区局势显得错综复杂。米歇尔·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和斗争具有永恒性^[13]，西方摧毁地区平衡后形成的中东乱局可能会印证福柯的观点，而美国标榜的维护南海航行自由、避免南海“军事化”也更加让我们担心美国是否会让南海“中东化”。这些都让共识的取得异常艰难。在具体的文明对话活动中，共识也难以觅得。例如，“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虽已初具国际影响力，但过于重视中国主导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官方色彩也过于浓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则过于突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忽视了现代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维度，很容易成为儒家文化的寻根和中国传统的独角戏。因此，在亚洲的现实环境中，如何建立推动亚洲共同发展的亚洲共识是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