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中国形象的“主体间性”与三维构建[1]

中国形象之于西方，“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他并不一定是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形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惧，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2]。于是，中西文化的对话便变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固有矛盾，即西方现代社会在自我确证和自我怀疑的过程中所生成的“妖魔化”的或“乌托邦”式的两种形象身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是对于中国而言，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建构我们的国家形象，并且能够使这个形象符合“我们”的需求，而不是被异域他者任意建构。基于这种思考，在长期以来的跨文化实践中，始终或多或少存在的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传播者的意图、强调建构者的身份存在感。

毋庸置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形象目前依然处在被塑造的局面。“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形象很多时候只能被‘他塑’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沉默他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形象的‘含混’和‘失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西方的舆论机制将中国形象‘定型’，使中国形象处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3]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以自塑的姿态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认”和“自我批判”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两种关于中国的想象面前强化自我言说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对国家形象的考察应放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进行全局性思考，只有理清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有助于我们改进和优化当前的中国形象。本研究立足“自我—他者”这一对关系，就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建构中的实践进行了全局性和历史性的思考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沉默的他者、主体性抗争和跨文化对话这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