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共同文化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威廉斯对文化的研究影响了后续的大批学者。在《关键词》一书的导读中，译者刘建基总结了威廉斯对文化的观点，他认为威廉斯对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对威廉斯而言，“文化”的意涵是广义的，可以指涉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与艺术，也包括各种机制与日常行为等时间活动；文化是由各个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而成，并非少数精英的专利。威廉斯“反对任何利用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18]的主张。威廉斯追溯了“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它最初意指“对自然成长的照管”，之后它演变为对人类的训导；到了19世纪，它转变为一种自在之物，表示“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美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同时它也意指“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以及“艺术的整体状况”；19世纪末，文化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19]。

威廉斯认为，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来自对社会的不同认知。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主的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概念，由此也出现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对“大众”概念中群氓意涵的指认都集中在流行文化上：现在存在着大量低劣的艺术、娱乐、新闻、广告、说法，这些表明大众就是群氓，大众文化就是低俗文化。可以看出，关于流行品味的低下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今天，其表现出的态度惊人的一致。威廉斯没有否认在社会生活中缺失存在这些现象，但是通过分析他指出这一标签式的认知是精心搜集证据的结果，对“大众”的先见导致了误判，而这些低俗的大众文化并不是所谓大众自己的产物，往往是别有用心的社会精英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迎合人类本能欲望的产物，并且，这些“叫卖小贩”生产的产品并不仅仅针对所谓社会中低阶层的大众。一些“老式民主人士”站在对人性的理性希望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实际上和“叫卖小贩”形成同盟，以“大众”概念的偏见误判、日益普及化的教育和发达的传播造就的新文化。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威廉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肯定了大众流行品味中高雅、积极的一面，对存在问题也不回避，但他指出应该通过教育和民主化来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品位。在大众传播是否导致流行文化的低俗问题上，威廉斯明确地指出，紧靠单向的传输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是“人们整体的经验”而非大众传播才是对信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在获得人生的智慧方面，精英认为的阅读和所谓高雅的文艺活动并非唯一道路，“只有经验能教导人”^[20]。在形成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威廉斯敏锐地指出，哪怕是当代民主共同体中“支配性的传播态度”也占据重要位置，它带着对大众的不信任采取一种强迫的态度来获得表面的顺从，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即使是从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出发，如果本着对共同体成员作为群氓的“大众”认知，依然不可能形成共同文化。

威廉斯的研究促使我们反思，今天我们看待网络视听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显然，继续把网络视听文化的受众看作“大众”是不合适的，尽管我们现在还多少必须使用这个词语，如果不摒除这一概念中所含有的“群氓”意味，将导致我们理解网络视听文化的受众出现偏差，就会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由那些无名的、文化水平低下、品味低劣、行为奇怪的人组成的群体，正是他们自己的低俗创造了视听文化内容的低俗，对他们除了采取压制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

通过回顾三个学派围绕“流行品味”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开始将网络视听文化置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