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两种合力因素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
处在传统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20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与世注目的成就。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 %，处于世界前列，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全世界公认是成功的[7]。
中国“新时期”以来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实施了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努力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8]。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已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了‘制度内’。即便是对公有制，也对其含义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9]。这些，都前所未有地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必然造就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种复杂的经济体系使推进社会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极其活跃起来[10]。中国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构成了中国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诸因素中最为基础、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力量。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各个团体分配——中国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因素，具体说是收入水平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层结构的变化，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据统计，1995年，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把社会上20 %的高收入户与20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三倍，而在1978年这个差距是1.8倍，农村的贫富差距在1978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为六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一直是一个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五倍，到1996年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倍[1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造，为雇主与雇员关系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社会结构分化已成事实。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时期”以来的20年，不仅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社会成员关于自己或他人的社会位置的评价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与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将会日益突出。反映在权利分配和积极参政领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中产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将会十分突出。这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所认为的：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的“2P”（power，权利；participation，参政）与经济的“2W”（wealth，财富、welfare，福利）是最基本的四大变量。其中，经济的增长与此带来的分配问题，将是考察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经济基础。当今之中国，这些问题已十分值得予以关注。
那么，在如此深刻的背景下，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呢？我们之所以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经济体制与社会阶层问题，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想说明，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认识，已在此深刻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由于经济持续的发展，民众正在逐步树立起纳税人的意识。既然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都靠纳税人支付，那么，纳税人就要知道这些资金的去向，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既然政府机构的运作是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支撑，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这就是纳税人正在发展的“参政意识”）；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就应当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不仅如此，既然前面所述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大众传播媒介还有一项最根本，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的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观念变革，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介入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理论。当然，当今信息社会的形成引发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承载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如何促使信息经济的形成，加强经济报道如何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中等问题都不可小看。但是，就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前述在观念更新作用下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也许更为专业、更为深刻。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迁——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二者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关联度尚须通过上述较深入的社会经济分析方能认识，那么“新时期”以来的20年，由大众传播媒介成功引发的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却是颇为直接和直观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表明，任何进入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国际与国内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上的双重因素影响。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化研究中经常涉及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必须引进文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处在这一范畴中的诸多文化因素大都与大众传播媒介在其间发生的各种作用有关。从感受现代民主文明的优越性，到现代民主意识的增强；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等无一不与大众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应当说，在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中，尽管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尚有不同的各种看法，许多方面的确不尽人意，但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成功引发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进而成为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上，的确功不可没。“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2]在这方面，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令人振奋。处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也应当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担负起新的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