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推进文明对话

“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学界一直争议颇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时间维度上文化的范围更广，俄国学者凯费利也接受这种观点。他在《文化与文明》一文中论述说：从时间上看，文化的容量比文明要更大一些，它包括蒙昧和野蛮人的文化财富；但他进一步论述道：从空间上看，文明是许多文化的结合^[18]。由此可见，文化与文明有极大的重合之处，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两者同时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9]泰勒主要强调文化和文明的精神层面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意涵，之后的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综合了文化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有关人类一般发展和特殊生活方式的意涵，将文化概括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20]，这也意味着，文明的交流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整体性交流。

在这种整体性交流中，文化价值理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层面的交流与传播触及了最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涉及了不同民族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共通性理解。思想与理念总是润物细无声，其交流的效果不如物质层面的交流会立竿见影，但却更加深刻而持久。文化交流是一种弱化了“政治性”的交流，不似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交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更容易获得民间和学界的共鸣，因此，文化交流及文化共识在文明对话中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