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霸权的主体性抗争：身份置换的追求

雅斯贝尔斯说，“人的思想只有通过言传才能为他人知晓。完全沉默同时意味着什么也听不到，事实上就像无。我们依赖于说和听。认识在传播时，无论为自身的理解还是为他人的理解都得进入适合理解的、有所名称的、确定的、区别的和有所指的思考”^[6]。近代以来，中国形象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本土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先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到明清之际开始飘飘欲坠，进而在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缺乏有效的沟通，继而是中国早期的先行者在探讨自身生存路径中屡屡碰壁。以至于在中西间进行的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被西方塑造、言说、阐释的客体化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形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由长期以来跨文化传播中，中国的“不在场”引发并累积所致。中国形象的扭转经历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道路；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确立，缔造了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这两个历史性的时刻使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拥有了崭新的身份——一个新兴的、能够带领其民众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末开始，一系列以“说不”为话语策略的畅销书得以出版，成为中国主体性启蒙的重要读物，并引发重视。实际上这些“说不”类的作品正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数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背景的，这些变化成为中国进行从沉默的他者到积极的言说者的转折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叙述文本带有抗争性话语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暗含了中国主体意识的觉醒，又迎合中国民众对于自身被承认的诉求。虽然，任何民族主义都蕴涵排他性和放大自身优势的逻辑，但在数百年作为沉默他者的传统习惯下，这种抗争话语不可否认的起到了主体性自我启蒙和挑战陈旧的世界话语体系的效果。此类图书的出版引发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抗争既是在向国人宣扬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在向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和话语秩序表达强烈的不满——他在宣告中国是当今社会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言说主体，一个在国际秩序中应有其重要地位的存在。费约翰也直言不讳地说，“说不”这一现象，“将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将它们视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系列，可能会更加合适。其中每一本书都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发出警告：中国已经在20世纪初醒过来，在20世纪中叶站起来了，并将在20世纪末飞起来”^[7]。

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以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迈出了中国与西方观念抗争的第一步，确立了中国自身在道路选择上的主体性，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在经济上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无可争议成为中国以强化主体性作为形象突围的重要路径。中国的“抗争”是一种以强调主体的身份感、存在感、优越感为内在本质的言说策略，又是一种不甘于沉默并且试图打破西方霸权框架的抗争策略，它对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被西方塑造的局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宣告了在“西方—中国”这一段关系中“主体—客体”身份置换的诉求，它直接解构的是西方作为叙事主体、中国作为被塑客体的阐释框架，其最终的结果是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遮蔽，使中国不再是视而不见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