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构筑了产生视觉文化的温床

英国学者斯特里纳地认为，消费主义与媒介饱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一旦建立起具有充分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消费需求的增长就开始出现，然后人们就要获得休闲，或在工作道德之外获得消费道德。人们对消费的需要已经变得比生产更为重要。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一起引发了后现代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消费社会与形象主导文化的关系显露出来。形象与商品的内在联系使得消费社会必然趋向于视觉文化^[23]。这一重要的论述，奠定了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西方社会学者维尔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观点必须进行分解，并代之以“消费主义”概念（定义为发达国家中物质消费文化的增加）和“生产主义”概念（定义为动员社会人口去工作，并在非消费领域中增加劳动生产率）。他还创立了一套有用的分类理论，把社会划分成四种类型：高生产—高消费社会（过度发达的享乐主义社会类型）；高消费—低生产社会（衰退中的寄生性社会类型）；低生产—低消费社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类型）；高生产—低消费社会（禁欲式的发展主义社会类型）^[24]。中国的社会发展基本处于第三种类型，虽然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但逐渐进入小康社会的地区正在形成视觉文化消费的强劲趋势，这在较大的都市中已十分明显。

视觉文化在今天的发展显然与消费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处于这样的消费社会中的视觉文化呈现出的“浅显”与“通俗”。W.J.T.米歇尔对此有精到的论述，他认为视觉文化可谓是“从最为高深精致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传统的遏制策略似乎不再适当，而一套全球化的视觉文化似乎在所难免”^[25]。在这方面，苏联学者巴赫金所指出的民间文化狂欢化状态，也是一种可视化的形象狂欢。在这种可视化的形象狂欢中，视觉形象本身不但颠倒了各种官方文化的原则和美学标准，而且具有全民性和广泛参与性。在当代文化中，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本身具有不同的指向和作用。对此，英国学者费瑟斯通进一步认为，消费性的文化，特别是视觉文化，对社会具有三种功能：一是文化的削平功能；二是文化的民主功能；三是特有的经济功能。民主化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接受同样的形象消费，但形象本身也在不停地创造中产阶级的消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于是，处于其他地位的群体必然追求这种形象消费，以实现自己的情感满足和优越体验。这表明，形象在消费社会中具有文化霸权的同时，也有相反的形象力量存在。它在导致商品化和消费意识形态霸权的同时，也使得文化日趋民主化^[26]。当然，形象有着独特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使形象可以创造新的视觉文化产业。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的关系显然是多层面的和互动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模式。在这方面苏珊·桑塔格的分析很是富有特点，她说“当一个社会的主要的活动之一是生产与消费形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成了‘现代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