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危机事件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软实力

中国城市软实力评估体系的构建与运用[1]——基于中国大陆5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一、城市软实力的概念与应用

随着“软实力”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其在国家战略中的运用,软实力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除国家以外的其他层面上。“城市软实力”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倪鹏飞较早涉及了城市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一书中,他首次明确地将城市竞争力分为硬力和软力。虽然,他没有明确采用“城市软实力”的提法,但“软力”和“软实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陈志等学者将城市软实力界定为“城市以其文化和哲学为精髓的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之和”,并相继定义了“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2]

马庆国等学者对城市软实力下了相对完整的定义:城市软实力是指在城市竞争中,通过文化、政府管理、市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的建设,不断增强文化的影响力、政治上的吸引力、市民的凝聚力以及城市形象的亲和力,充分发挥它们对城市社会经济运作系统的协调、扩张和倍增效应,从而全面提升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水平,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无形有质”的动力[3]

课题组认为,“城市软实力”是基于“国家软实力”基础上提出的十分重要的概念。“城市软实力”是体现国家软实力极为重要的部分。对“城市软实力”的概念界定,需将国家软实力的诸要素特别是核心要素,投射到城市层面,并根据城市的具体特点,最终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根据“投射法”,课题组将“城市软实力”定义为:城市软实力是反映城市在参与发展和竞争中,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人口素质、社会和谐、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体现为城市文化感召力、环境舒适力、城市凝聚力、科技创新力、区域影响力、参与协调力等的一种特殊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又提出了“元软实力”(meta soft power)概念,即元软实力就是那些能够产生软实力的资源要素。这有利于将“软实力”引入正式的科学研究范畴,以摆脱目前的概念大众化倾向;也可以使资源层具体化,增强对软实力的操作性研究。

受约瑟夫·奈的“元软实力”启发,马庆国等学者总结出软实力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目的层、表现层、资源层[4]。课题组吸收了马庆国等人的“层次理论”的研究成果,采用“投射法”,描绘出了“城市软实力”的“投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软实力的投射模型

从城市软实力的另一个相关理论——城市竞争力理论看,绝大多数研究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软实力”纳入城市竞争力的综合体系中。我们仅考察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中涉及软实力的相关指标[5]

可见,不同的学者在设定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时,虽然有不同的侧重面,但无论如何,在各指标体系中,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城市软实力”的相关指标。这一共同点,暗合了“软实力”在城市竞争力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学者们自觉和不自觉的学术认同。

二、城市软实力评价体系构建

中国城市软实力测评课题组成立后,立即展开了《测评体系》的设计工作。

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能够客观反映城市软实力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在课题组设计的城市软实力测评初步指标的基础上,课题组邀请了海内外经济、社会、文化、统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并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参与,每次8~10人,累计召开了三次焦点小组调研(包括德尔菲法),就什么是城市软实力、如何测评城市软实力、测评指标分值如何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充分、详尽地听取了与会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指标选取方法

在选取指标时,课题组综合考虑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针对性强。选取的每一个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软实力的某个要素。

第二,系统全面。城市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有形、无形、主观、客观等多方面,软实力的指标应该能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出城市软实力涉及的各个方面。

第三,互相独立。每个指标,尽可能地代表要素某个方面的特质,而某个特质,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避免指标间出现“多重共线性”。

第四,有代表性。本质上,指标并不是所反映事物的本身,而只是其可测量、可观察的外显表现。因为指标本身仅仅是所反映因素的代表,所以指标必须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因素的特性。

第五,便于获取。必须确保所选指标的数据能够准确、有效地收集,而且不同个体的同一指标数据口径要一致,确保可比性。有些指标虽然从理论上看非常理想,但考虑到实际操作成本和获得的难易度,也只能放弃。这也正是目前大多数软实力的测评研究,仅停留于理论阶段而不能进行实践检验的根本原因。

第六,动态变化。城市软实力的关注重点,会随着城市规模、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定位、城市竞争方式等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指标应尽量争取能反映动态的过程,确保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依然适用。

(二)指标赋权原理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为城市软实力各评价指标赋权。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递阶层次结构的复杂程度与分析问题的详尽程度有关,在每一层次中的元素一般不超过九个。因为太多的元素会给两两比较判别带来困难。

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课题组对城市软实力的定义,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图如图2所示。

图2 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图

2.构造两两比较判别矩阵

在建立完递阶层次结构后,通过对同一层次的元素进行相对重要性比较,为每一个元素进行赋值,取值范围为1~9,其含义见表2。

表2 判别矩阵元素赋值表

(续表)

如果i元素比j元素比较相对重要性赋值为ai,j,则j元素比i元素比较相对重要性赋值为1/ai,j。这样得到了两两比较的判别矩阵A:

A=(aijn*n

3.计算各元素的相对权数

利用判别矩阵A=(ai,jn*n,计算其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W,将W正规化后得到各元素的相对权数。具体的计算方式,在不要求特别精确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根法、和法等完成。

4.对判别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判别矩阵是一致矩阵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最大特征根与矩阵的阶数相等,实际计算时,最大特征根与矩阵的阶数不一定相等。可分三步对判别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首先,计算一致性指标CI:

其次,查表得到一致性指标均值RI,一致性指标均值见表3。

表3 一致性指标均值表

最后,求出随机一致性比率CR:

CR=CI/RI

当CR的值小于0.1时,可以认为判别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调整判别矩阵,使之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5.综合各层次的权数,求出各层次指标对综合指标的权数

利用分层的判别矩阵,可以计算出各个指标相对于上一层的权数,将每一个层次各个指标的权数进行综合,即可得到各个指标在综合指数中的权数,将其代入各个指标的观测值,可以计算出综合评价指数。

三、数据搜集和指标运用

硬指标的数据获取主要由各城市的统计部门和宣传部门配合,汇报相关指标的最新数据。所汇报数据经过这些部门相关人审定,加盖公章确保严肃性。针对少数提供数据不全或者没有提供数据的城市,组委会组织专门力量通过查阅统计年鉴等方式予以补全。软指标的获取,通过两种途径——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课题组委托零点调查公司,通过电话号码随机抽样的方式,对50个城市,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每个城市分别选取95~120个样本进行公众电话调查(住宅电话)。网络调查通过让公众点击由课题组设计的《瞭望东方》网站上的“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网页来完成。下面是电话调查的具体实施过程。

本次电话调查于2008年7~8月进行,为提高住宅电话的有效接通率,调查在上述时间段内,每天下午6点后执行。为了保证每个区域内的住宅电话号码被抽中的机会基本相同,既使得住宅电话多的局号被抽中的机会多,同时也考虑到了访问实施工作的操作性,在各区域内住宅电话号码的抽取按以下步骤进行:

抽取全部固定电话局号,生成一定数量的四位随机数,与区号和电话局号相结合,构成号码库(区号+局号+四位随机数);对所生成的号码库进行随机排序;拨打随机排序后的号码库,如果是住宅电话(含小灵通)、单位宿舍电话或学生宿舍电话,则进行访问,否则拨打下一个号码。依次类推,直到完成有效样本量。

样本包括:上海、北京、广州、大连、武汉、成都、合肥、哈尔滨、西安、昆明10个城市,每个城市120个样本;深圳、无锡、苏州、佛山、青岛、天津、杭州、东莞、宁波、济南、厦门、南京、中山、长沙、沈阳、常州、烟台、淄博、威海、福州、鞍山、南昌、南宁、长春、珠海、绍兴、徐州、唐山、扬州、石家庄、泰安、重庆、台州、温州、郑州、兰州、包头、呼和浩特、海口、泉州40个城市,每个城市95个样本。

零点在进行电话调查时执行多于规定要求50 %的访问量,以保证最终有足够的应答。调查对象满足以下条件:年龄为20~65周岁(包括20周岁和65周岁);在当地居住三年及以上;在受访前六个月内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市场调查活动;本人及家人不在相关行业工作(市场调查机构或公司的市场研究部门、广告策划公司或公司的广告策划部门、电视、广播、报社、杂志等媒体机构)。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调查选择了中国城市竞争力前50强城市,对其软实力按测量指标和方法进行了排名。因广州、深圳两个城市,指标缺失值较多,无法计算得分,故不纳入排名范围,最终共有48个城市进入软实力及各分项排名。

根据上述数据的获取原则和赋权原理,采用AHP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得到每个城市的软实力标准分值。然后,再通过公式:软实力最终得分(百分制)=CDF.NORM(软实力的标准分值)×100,计算出各城市软实力的最终得分。

(一)2008年中国城市软实力总排名(见表4)

表4 2008年中国城市软实力排名表

其中,直辖市软实力排名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除直辖市以外的城市,软实力前10位依次是:成都、杭州、苏州、西安、长沙、青岛、昆明、大连、武汉、南京。综合这些城市,城市软实力排名前20位的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城市软实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二)2008年中国城市软实力分排名

1.客观调查部分(见表5)

表5 2008年中国城市软实力分排名(客观调查部分)

(续表)

其中,直辖市“材料审核”指标排名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除直辖市以外的城市,软实力“材料审核”指标的前10位依次是:苏州、成都、昆明、西安、杭州、长沙、青岛、大连、南京、武汉。综合这些城市,中国城市软实力“材料审核”部分排名前20位的如图4所示。

图4 中国城市软实力“材料审核”部分前20强(包括直辖市)

2.主观调查部分(见表6)

表6 2008年中国城市软实力分排名(主观调查部分)

其中,直辖市“主观调查”指标排名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除直辖市以外的城市,软实力“主观调查”指标的前10位依次是:成都、杭州、大连、厦门、南京、青岛、西安、长沙、苏州、威海。综合这些城市,中国城市软实力“主观调查”部分排名前20位的如图5所示。

图5 中国城市软实力“主观调查”部分前20强(包括直辖市)

(三)分指标排名

城市软实力指标体系,是由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商务吸引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信息推动力这10个大类组成。这10个大类,分别反映了城市在软实力各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10大类进行细化排名,以使各城市发现自身的软实力长处和短板。

1.文化号召力

文化号召力,凝聚了一个城市的传统、风俗、人文、艺术等各种文化成分,这种主题文化能够被更多人所接受和青睐。它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积淀和丰厚,能够激荡起市民的文化自豪感;体现为一个城市包容、吸纳多元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能够促进该城市多元文化的构成;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完善,能够提供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足够空间;也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产业(产品)的数量与品质,能够显现初步完善的文化产业体系。

“文化号召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西安、南京、长沙、天津、绍兴(参见图6)。其中,北京优势比较明显,既体现出其长期以来京派文化影响力的优势,以体现出其历史文化古都的特点。

图6 “文化号召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2.城市凝聚力

城市凝聚力,是一个城市的居民把对城市的认同和对自身的认同连接在一起,城市的发展、进步和外界口碑被城市市民内化为自我认同的一分子。它体现为一个城市的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程度和热爱程度,也体现为一个城市对外部民众的深深吸引和令人神往的程度。城市凝聚力最终要体现为全体市民对该城市强烈的归属感。

“城市凝聚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苏州、长沙、昆明、北京、成都、西安、海口、上海、泉州、杭州(参见图7)。但是,各个城市之间差别并不是非常显著。

图7 “城市凝聚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3.形象传播力

形象传播力,是一个城市通过媒体、人际沟通、宣传公关等各种传播渠道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一个城市印象的能力。它体现为一个城市对其整体形象体系的构造能力,体现为城市对其形象的传播和推介的水平和力度。形象传播力最终体现为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否得到双重体现。

“形象传播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青岛、苏州、大连、杭州、成都、天津、厦门、长沙(参见图8)。北京的优势比较明显,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其是众多国家级媒体所在地的特点。

图8 “形象传播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4.政府执政力

政府执政力,是政府在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等诸方面体现出的综合管理、协调、领导能力。它体现为一个城市的政府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和水准,体现为一个政府执政的效率高低与廉洁程度,也体现出一个政府对负面因素和危机事件的处理和预防能力。政府执政力最终要体现为广大市民对所在城市的政府是否执政为民、是否高效廉洁的满意程度。

“政府执政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昆明、成都、上海、杭州、北京、大连、青岛、厦门、西安、南京(参见图9)。总体上来看,大多数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非常明显。

图9 “政府执政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5.社会和谐力

社会和谐力,是一个城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总体和谐,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得到协调的程度。它体现为城市与人的和谐:城市市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体现为人与人的和谐:市民的宽厚包容和亲情爱心;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社会和谐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青岛、成都、北京、大连、杭州、昆明、海口、南京、西安、上海(参见图10)。在这个指标上,中小型城市反而体现出一定优势。

图10 “社会和谐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6.教育发展力

教育发展力,是一个城市教育结构的设施、人员素质、人才培养等综合能力的体现。它体现为一个城市已基本构建起多层次的完备教育体系,体现为一个城市能够培养大量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教育发展力还体现为一个城市极为关注并努力培养市民的现代文明素养。

“教育发展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西安、南京、长沙、成都、杭州、长春、大连、武汉(参见图11)。北京体现出其是全国重要教育中心的优势,拉开其跟其他城市的差距。

图11 “教育发展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7.科技创新力

科技创新力,是一个城市在各种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发、使用等方面体现出的革新与创造能力。它体现为一个城市全面厚实的科技创新基础,体现为一个城市浓郁的科技创新的氛围;体现为一个城市不断涌现的科技创新人才,体现为一个城市不断产出的一流科技创新成果。

“科技创新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苏州、天津、成都、南京、杭州、大连、南京、重庆、青岛(参见图12)。总体来看,前10位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非常大。

8.商务吸引力

商务吸引力,是一个城市在投资、消费、贸易等方面的吸纳能力,是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外界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的体现。它体现为一个城市具有较为成熟的法制环境,体现为一个城市务实诚信的商业体系,体现为一个城市便捷的交通网络,体现为一个城市完善的现代商务服务体系。

图12 “科技创新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商务吸引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成都、上海、北京、青岛、杭州、西安、武汉、大连、天津、长沙(参见图13)。总体来看,大型城市在此指标上具有一定优势。

图13 “商务吸引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9.区域影响力

区域影响力,是一个城市对其地理上相近城市和相近地区的影响和辐射能力,它是一个城市在一个城市圈和区域圈中所处地位的体现。它体现为一个城市在相关区域中的首位程度,体现为一个城市在相关区域中的协调能力,体现为一个城市对相关区域的影响和辐射能力。

“区域影响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青岛、西安、天津、成都、苏州、长沙、杭州、武汉(参见图14)。前10位城市基本上代表了不同的区域,苏州、杭州、上海都进前10,表明几个地理相近城市可以形成区域合力。

图14 “区域影响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10.信息推动力

信息推动力,是一个城市在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方面的动力。它体现为一个城市信息发展现代化的程度,体现为一个城市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体现出一个城市市民和领导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使用效度。

“信息推动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苏州、成都、东莞、重庆、杭州、天津、长沙、昆明(参见图15)。总体来看,前16位城市和其他城市在此指标上差距明显,表明中国在信息产业方面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

五、结论和建议

(一)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学习和实践

尽管软实力(soft power)作为较新的概念,其诞生以及舶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形象的表述与深刻的内涵,受到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报告之后,各地不光在掀起的学习“十七大”热潮中高度关注了软实力问题,而且有相当一些城市都试图进行一些软实力实践的探索。

图15 “信息推动力”前20强(包括直辖市)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北京、上海、郑州、宁波等一批城市已经将软实力建设上升到政府战略的层面。例如,2008年8月郑州市委九届九次全会上,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在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把握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全面提升郑州市软实力。并指出,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要想真正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仅仅依靠硬实力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力提升并充分利用软实力。提升软实力,就是提升郑州形象。提升郑州形象,无疑有助于提升郑州的硬实力,并促进郑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6]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尽管许多城市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着泛化现象,甚至存在将软实力与硬实力混用甚至误用的情况,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许多城市对软实力理论和实践的急需和重视。课题组特别关注到,许多的城市领导都反映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但是,如何实践却是一个非常迷茫的问题。这次全国城市软实力的评估给了他们以非常大的启示。许多城市领导说现在已经初步知道软实力建设究竟要做些什么了,也初步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城市软实力的建设应当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二)各地市民普遍关注软实力

近些年,许多城市都围绕提高市民文化和文明素质做了大量系统性的工作。各地政府通过塑造和弘扬城市精神,提升市民文化和文明素质,强化公共文化建设等内容,在增强市民对居处城市的荣誉感、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同时,也整体提升了城市的市民素质,提高了城市文化的品质和品位。这些工作已经成为各地推进城市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

课题组在相关城市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尽管大部分市民对何为软实力知之甚少,但当提及软实力所包含的具体方面,特别是课题组对城市软实力所作的量化指标,如城市文化、城市创新、科教水平、政府执政水平、城市凝聚力、城市形象、社会和谐等指标时,很多被调查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关注。经过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多数市民表示城市软实力确实与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并认为,评估城市软实力有助于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一个城市。

(三)区域、规模、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城市软实力

目前,关于城市的研究分析多数仍注重如城市现代化研究、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城市循环经济研究等,以及城市品牌、城市创新力等更为具体的研究。受指标体系侧重于硬性经济基础、规模、层级等因素影响,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往往呈现为明显的区域和区位的差别。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因经济基础、改革开放的时间及程度等优势,相比较中西部城市往往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反映在软实力研究的成果上,排在前列的往往是东部沿海城市。

尽管受经费以及课题组研究力量的限制,在首次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中,课题组还不能将全国280多个地级市全部纳入深入调查的范围。但是,从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来看,城市之间的整体软实力尽管与区域和区位有一定的关系,但总体关系不大。例如,在本次调查的除直辖市外的前十名城市中,成都、西安、长沙、昆明这些中西部城市占据了四席,显示了中西部城市在软实力方面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有一些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例如,珠三角区域的中山、佛山、东莞等市,虽然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同级别城市中排名前列,但在软实力整体排名中却处于相对较后的位置。

(四)部分城市在软实力单项指标上实现率先突破

正如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样,在调查过程中,课题组也发现了城市之间不同软实力指标的发展差异。一些整体软实力并不显著的城市,其部分软实力单项指标却明显实现了率先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整体软实力的提升。例如,在本次主观调查中市民认为的软实力前10名城市,淄博市高居第八位,仅次于深圳、成都、杭州、北京、上海、大连、厦门之后。同样的例子如在客观指标调查中仅列第49位的威海市,在本地市民的眼中却评价颇高,软实力位列第14位,排名甚至超过了宁波、武汉、天津等市。

在软实力单项指标的调查中,课题组还发现一些城市在单项指标上相当超前甚至遥遥领先。例如,在政府执政力的调查中,昆明排在了所有城市的最前列,而在社会和谐力的调查中,青岛排在了所有城市的最前列。这些单项指标的率先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城市整体软实力的发展。

(五)重大媒介事件较大程度上提升城市软实力

目前,很多城市已经越来越注重通过公关活动来提升城市软实力。2007年3月,广州、上海同时开始与世界顶级公关公司联系,广州欲借爱德曼、奥美、凯旋先驱、福莱四大顶级公关公司探讨如何用公关手段打造广州国际化中心城市形象;上海市政府也邀请全球最大的五家公关公司来参加一项公关招标活动,帮助策划上海城市整体形象,将上海市作为一项产品进行形象公关。其中,策划和运用重大媒介事件,在诸多公关手段中,效果尤佳。

媒介事件是指经过“组织”(政府、政党、企业、社团等)规划并执行,由媒介向观众传播的、具有特定历史价值的事件。通常媒介事件不仅包括事件本身的行为,也包括媒介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卡茨等阐述了媒介事件区别于一般报道的特征:媒介事件打破了一般报道的常规,所有报道都从预定节目安排中转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表明将要发生事件的重要性[7]。在城市软实力资源传播中,城市可以和媒介“合谋”一些新闻事件,使其成为“媒介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借助对新闻事件的集中报道,将城市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社会发展、人文素质等软实力资源和盘托出。

(六)重大危机事件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软实力

我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已经进入“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高发期。近几年来,较大的城市危机事件有北京SARS大逃亡、哈尔滨水污染、拉萨3·14打砸抢事件、石家庄三鹿毒奶粉、阜阳大头婴、临汾溃坝、广元毒柑橘、杭州地铁塌陷、重庆出租车罢运等,举不胜举。频发的危机,对各级政府的危机化解和危机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危机事件发生时,变化因素多,相关信息繁杂,正常的沟通渠道往往会堵塞而使“小道消息”盛行,前景和发展态势的扑朔迷离使危机事件总能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危机传播中,危机处理者的一举一动,经过传播和扩散,产生“放大效应”。当然,这种放大是“双刃剑”,如果处理得好,则成为城市软实力传播的契机;如果处理失当,则对城市软实力造成巨大的伤害。

【注释】

[1]本文为孟建与裴增雨、陶建杰等合著,原文发表于《对外传播》2010年第3期。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研究课题组组长为孟建,主要成员还有裴增雨、陶建杰、孙少晶、钱海红、卜昱、邱凌、焦妹等,他们为此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

[2]陈志:《城市软实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3]马庆国等:浙江省丽水市“十一五”软实力建设研究课题总报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课题组,2006年。

[4]马庆国等:《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5]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以下文献整理: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推销:让中国城市沸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孙耀:《我国三大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分析》,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2期;郁玉兵、曹卫东:《安徽省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载《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年第1期;高志刚:《基于组合评价的中国区域竞争力分类研究》,载《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1期;周德群、樊群、钟卫东:《城市竞争 力:一个系 统分析框架 及其应用》,载《经济地 理》2005年第1期;林琳、于 伟、陈烈:《基 于 城市 竞争 力 分析的 城 市 定位——以青岛市为例》,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5期;左继宏、胡树华:《区域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研究》,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16期;郭秀云:《灰色关联法在区域竞争力评价中的应用》,载《统计与决策》2004年第11期;杨冬梅、袁 岩:《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指标体系的 构建及评价方法》,载《价值工程》2006年第9期;肖庆业、张贞:《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载《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6]本报评论员:《提升软实力提升郑州形象》,载《郑州晚报》2008年8月7日。

[7][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