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变革
学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特殊而重要的方式之一。其特殊性体现在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社会分工导致了一部分人开始专门从事研究性的事务并保存、传承和累积其成果，这些成果就是知识。其重要性正是通过知识来体现的，知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实践，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从西方发端的体制化知识研究和传承方式以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为根本标志，塑造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学术生产方式。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以研究主体的专门化、职业化，研究机构的制度化、组织化，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研究成果的学科化、专业化为主要表征。学术生产是人类群体中一小部分经过长期而严格的专门训练的“学者”主要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职业化的方式所从事的针对自然、社会的系统化、规范化的研究行为；其研究的成果主要通过期刊、书籍的出版来发表和传播，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教学为主来进行传承；学术生产的影响则通过与学术“场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来改变人类世界的表面和深层结构。
历史上，媒介在改变学术生产方式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15～17世纪欧洲的“印刷革命”就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变革[13]。现代西方人文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兴起和文本资料的抄写、翻译、阐释分不开，印刷术推动了人文主义文化资料的标准化传播，彻底变革了人文学乃至所有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很多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是可以和印刷革命相提并论的另一场媒介技术变革。与印刷媒介相比，数字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变革充分体现了融合的特征。数字人文研究所依赖的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它保留和延续了所有之前的媒介特性，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实现了真正的“媒介融合”[14]。
第一，学术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整合。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只能是二进制数据，利用计算机来开展人文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将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数字化。以文学研究为例，虽然可以通过人工阅读纸质书籍资料来收集和分析可量化数据，但是面对大量的文本，人工操作将无比枯燥与费时。将文本进行数字化，以计算机的快速、准确特性来处理数据则能极大提高效率。如今，通过平面和立体扫描、智能文本识别可以将过去遗留的所有印刷文本和手稿甚至艺术品、建筑等数字化，数字录音、摄影、摄像技术可以将早期模拟时期产生的声音、影像资料数字化。从技术角度而言，几乎人类迄今产生的一切符号形式都可以数字化，这些研究资料加上数字时代原生的数字资源构成了数字时代学生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它的技术形态是单一的，即全部由二进制数据构成，以数字形式被编码、存储和处理，但它的内容形态是融合的，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媒介形式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获得，从时间维度上来讲，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所有资料都存储在网络上，理论上只需一台计算机就能获取和处理。数字化整合的学术生产资料减少了学者搜集资料的工作量，也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使得随时获取资料成为可能。虽然就现实情况而言，并非所有的资料都能够并已经数字化，不是所有数字化的资料都可以免费自由的获取，但是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上，学界正在向建立理想化的数字学术生产资料方向努力。数字人文研究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领域对基础数据建设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涌现。数字人文研究体现和引发了跨学科研究的新一轮热潮。数字人文研究在起源阶段就是人文研究领域与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并且这一融合是建立在现代学术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专业化所引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长期对立和割裂的基础上的，它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思想更显可贵。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版图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涉及的学科范围从传统人文学科逐渐向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渗透，凸显较强的学科交叉性。研究表明，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分布在102个学科领域之中，主要学科领域集中于文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以及文化研究等[15]。在数字人文研究内部，计算机研究领域和传统人文学科，比如文学、历史、艺术等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交叉，因为计算机技术的通用特性，人文领域内部如历史和地理也形成了“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领域，而历史与文学、文学与艺术等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在计算机技术的中介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人文学科领域日益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生产格局，打破了专业化的思维惯性，根据研究问题本身的特性来采用多为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定量和定性的分野，试图充分发挥量化和质化研究的长处，在多维视野中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跨学科研究自身的发展还面临很多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这既是长期专业化造成的后果，也是跨学科研究本身融合机制的内在问题，这都是要在未来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
第三，学术生产的项目化、团队化。因为人类自身学习能力的限制，也因为学术生产长期专业化的影响，在跨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合作。传统人文学科具有个人自主探索的刻板印象，但数字技术逐渐渗透人文学者的学术交流中，提供了包含现有的工具与可能的学术共同体的新途径，协同工作不仅扩展研究网络，也让交流与沟通渠道更加透明，形成开放的学术文化。数字人文研究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且把项目化、团队化的学术生产作为自己的内在特色。数字人文研究通常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比如“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序列”项目（Leipzig Open Fragmentary Texts Series，LOFTS）就是由莱比锡大学数字人文中心（Humboldt Chair of Digit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Leipzig）、美国塔夫斯大学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PDL）和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联合开发的[16]。此类项目显然对于任何一个学者个体，乃至一个研究机构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项目化、团队化的学术生产方式需要有效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有效的沟通，而数字媒介的传播特性为有效的团队合作奠定了基础。数字人文学者往往是较早使用并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通信工具的研究者，电子邮件技术刚一出现，数字人文研究者就建立了自己的邮件列表、新闻组，开始了跨国界的通信合作；万维网的出现使得学术信息的交流更为便捷，数字人文学者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论坛、及时通信软件、博客、微博、社交媒体等媒介技术开展广泛交流。除了媒介技术中介的交流，数字人文学者建立了跨国界的研究机构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多种沟通形式进行协作。
第四，学术产出的多样化、开放化。印刷技术主导的制度化学术生产方式的最终成果是通过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期刊向同行和公众提供的。这一产出方式已经通过印刷技术的媒介逻辑在学术评价、商业利益、个人发展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模式，至今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学术成果除了是对新发现知识的总结和报告，也是学者在机构中晋升的主要途径，而由此机制形成的印刷出版利益格局更是决定了知识传播和扩散的方方面面。作为元媒介的数字技术除了是量化研究的工具，也是新形态出版的工具，它使得学者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印刷出版机制而通过网站、博客、社交媒体等直接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变更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传统印刷出版对学术产出数量控制的进一步消失，对制约学术成果传播的政治、经济壁垒的进一步打破。很多数字人文学者都同意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理念并参与其中，很多数字人文机构和期刊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商业数据库在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向学者甚至公众提供更为廉价或免费的学术资料获取服务。另外，数字人文研究倡导产出的多样化，成果本身并非一定要通过程式化的学术文本型论文来体现，它也可以通过在线访问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比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以及多媒体交互形式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在线游戏的形式呈现。这种多样化的产出实际上模糊了学术成果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差异，使得学术产出的影响可以在公众中产生更多影响，这一开放性也使得更多的公众有机会参与学术活动，进一步改变整个学术生产领域的面貌。应该说，数字人文研究所提倡的学术产出方式还远远不够广泛和深入，至少在中国国内它还远不是为学者和公众接受的模式。制约因素除了有学术场域内部的评价机制，还有场域以外的资本力量。但是，按照媒介化的逻辑，这一转变必将得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