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与内在特质

“数字人文”概念是在2004年才被提出并逐渐为该领域的多数学者接受的，最初学者们把它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3]。鉴于数字人文还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对“数字人文”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总的来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它看作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引入计算机工具来处理传统人文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二是把它视为一个研究领域，是跨学科的、文理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三是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学科，在欧美的很多高校已经进入正式的教育体系，成立了相关的教育机构，开设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系列课程；四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践，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是一组相互交织的实践活动。

数字人文学者通常把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1949年起和IBM合作开展的把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的全部著作以及相关作者的文献制作语词索引的项目作为人文计算或数字人文的起点^[4]。如此算来，数字人文的历史到2019年正好是70年。有研究者把2004年以前人文计算在欧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历史回顾^[5]。目前，国外已经成立多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比如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其他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和组织还有牛津大学数字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数字人文研究联盟，分别是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ADHO）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国外主要的数字人文学术期刊有《数字研究》（Digital Studies）、《数字人文期刊》（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数字人文季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 rterly（DHQ）、《数字人文学术研究》（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DSH））等。

2009年前后，“数字人文”作为舶来概念进入中国学界^[6]。虽然，在此前国内已经有了数字人文实践，比如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禹贡”（CHGIS）项目，以及台湾“中研院”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CCTS项目），但是无论在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研究项目、参与学者、研究成果方面均和国外尤其是欧美相比有较大差距。到目前为止，国内大陆地区仅有武汉大学一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术刊物、出版专著的数量都是个位数。从中国知网检索的数据来看，从2012年起国内才开始有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但是数据库中所有相关文献总数只有150篇左右。文献中的很大部分是对国外研究的综述和介绍，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期刊上。由此可以看出，国内采用数字人文研究理念开展的研究以及对数字人文本身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回顾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历程，考察其研究实践，我们认为，数字人文是研究者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一系列方法构成的跨学科实践。这一理解突出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四个关键特质。首先是“数字”，即数字技术（主要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也可称为信息技术）在所有数字人文研究当中的充分使用，这是数字人文最为关键的特征；其次是“人文”，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主题还是集中在传统人文学科（文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宗教等）范围内，数字人文的主要影响也局限在人文领域；再次是“方法”，在最微观具体的层面上，使用计算机软件工具来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及视觉呈现是数字人文的核心方法；最后是“实践”，虽然把数字人文视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学科”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引起的争议更多，而数字人文无疑是一种已经产生一系列成果并取得重要影响的学术生产实践，是技术主导的以行动和产出为指向的全球范围的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