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应具的“文化自觉”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对遗产地的知名度有很大的提升效益，并且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遗产的申请便与经济效益和政绩挂钩，由此引发了“申遗热”。“申遗热”带来的问题就是当地政府申报世界遗产之后便发展旅游业，而忽视了遗产保护的前提是合理的利用^[13]。这也就失去了最本真的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精神的坚守。同样，目前遗产学术研究大多偏向于应用性，主要是从利用与保护、申报程序层面来展开讨论。理论性研究则大部分侧重于公约文本解读、概念谱系梳理和理论反思。而立足本土，系统深入分析世界文化遗产谱系中的中国话语，也即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软实力的展示，以及在人类文明交流双重视角下的地位与作用仍旧存在着“意识淡漠”“理论匮乏”等弊端。

关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一种理论视角的自觉。世界遗产的问题涉及非常复杂的元素，包括联合国的体系、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运作；传承人的运作；媒体、公众的支持与关注等。也就是说，世界遗产的运作构成了自身的话语网络，整个话语网络就类似于一个文明生态系统。从这一层面来讲，欧洲媒介理论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切入视角。“遗产存在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是什么？带着这种好奇心，媒介学家才开始展开工作。”^[14]一个时代的媒介实践构成了特定的“话语网络”。“话语网络”是欧洲媒介理论代表性学者基特勒的核心思想。他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不同的媒介与话语网络构造了不同的文明。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从媒介出发，以关联化的视角关照整体文化实践”^[15]。从话语构建的层面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在部分论文的研究中已经初露端倪，此类研究有各自的不同视角。例如，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共享机制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这一“公约”的设计为人类文明确立了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差异文化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16]。也有基于白族“绕三灵”的申遗文本在地方文化精英与外族学者之间进行话语分析^[17]。我们则从媒介实践与文明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如何成为形塑国家形象以及人类文明交流对话的构成性力量？其话语网络是什么？寻找中国话语，主要是寻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体系的内在逻辑安排，即中国特色的话语框架。我们在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作为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在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从属于其所属的功能？探讨是什么样的机构、媒介使得其作为文明交流对话的媒介实践成为可能，试图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为我国的遗产体系在世界人类文明图景中的话语地位和国际传播提供卓有成效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