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互联网时代付费知识分享的重思
“分答”的个案是近年来数字知识传播的典型，因为它改变了之前以“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知乎问答等为代表的知识问答平台的盈利模式，将用户的弹性时间、分享的热情和专业性的知识与特定用户的需求勾连，用变现机制取代分享即是回报的机制，从而一跃成为“认知盈余”变现的典型样本，开启了2016～2017年付费知识问答的先河。正如我们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分答”所建构的模式一开始是以知识付费问答为卖点，它以精准的一对一的服务改变了一对多的、面向大众的撒播，因而使答案更为精准，满足了提问者的个性化需求，但也正是付费机制的引入，提问者和回答者因为考虑到更加有效和更加快速的变现问题，在内容上导入了“娱乐知识”或“伪知识”的陷阱，之后“分答”的调整和最终的回归重新强化了知识分享的价值，淡化了备受诟病的娱乐及低俗内容的提问。在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付费知识分享所面临的共同压力或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第一，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带有免费基因，尽管这种用户免费的体验是由第三方或者其他的渠道来为此支付成本，“免费”和“自由”一直被视为互联网的精神，但在被推崇的过程中却以消极的姿态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分享与获利、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联。就互联网中的数字知识分享来看，今天的互联网并没有形成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网络上获取知识而付费的观念还有待进一步普及，这也就导致以“分答”为代表的付费知识问答平台中存在着提问者“收益大于付出”的期待（如“提问专业户”广泛存在），以及不付费而获取精准答案的期待（如期待别人将听来的答案进行免费分享）。当“分答”调整回归之后，重点开发了专业领域或垂直领域的问答，用户原本具有的以猎奇八卦为内容以获得偷听收入分成为目的的娱乐知识消费的需求被刚性的知识需求取代，而在付费获得知识并未成为网民的习惯或共识的背景下，用户的活跃度就大打折扣。
第二，与开放及免费的知识问答平台（如“百度知道”或知乎）不同的是，以“分答”为代表的付费知识问答平台走的是封闭路线，即不为此支付报酬的用户无法获得答案，这虽然可以改变“百度知道”等免费问答平台毫无针对性的知识撒播的局限性，但在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享完毕之后的质量评价机制、知识增补机制、协作生产机制匮缺的问题。在“百度知道”或知乎中，大家畅所欲言，各自分享和贡献不同的观点，而得益于在线、开放的交流机制，各种有争议的观点在讨论中极易形成共识，浏览者也可以通过点赞等方式进行评价，回答者也可以通过在线答复等方式对此前的分享进行修正补充，但在目前的各类付费知识问答平台中，当答主将问题回答完毕后就完成了一条知识的生产，至于其质量高低如何评价，以及对有问题的知识如何进行增补、修正，众人如何集思广益共同完成同一条知识的生产等，在目前状况下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同样，互联网中的信息是通过超链接等方式予以呈现的网状结构，而不是像传统媒体所呈现的线性结构，但在付费知识问答中，网状的信息结构又再度回归到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结构。
第三，从知识生产及更新的过程来看，互联网中的知识不是静态的分享过程，它是借助于互联网本身的开放特性，让众人共同参与其中，通过协作来完成知识的在线生产。比如，众人通过协作各自发挥专业优势对某一个维基百科的词条进行更新、修正，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掌握的线索通过网络进行共享，同时借助众人的力量对这一知识条目进行修正、补充、完善，所有的参与知识分享和生产的个体来均能从自己及他人的分享中获得知识的更新换代，而在付费知识问答中，提问者提供关于某一知识的线索，回答者提供的是关于知识的完整答案，因而答主更多是将自己所储备的知识从大脑中或书本上搬运到互联网上，由此，付费知识问答的过程不能实现知识的增值，无助于知识的累计和更新换代，更多只是实现了一种知识从A搬运到B处的过程。
第四，从知识生产的主体来看，互联网时代的付费知识问答虽然凸显了问题的针对性和答主的专业化，但却导致了一种答主“精英主义”（即“专家化”）的趋向。在传统社会中，我们所认定具有知识分享能力的人就是专家，相比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主体的多元化而言，专家往往是“一个特殊阶层”，其知识传播往往是“不透明”的，具有“单向度”特点且采用“一体化的声音进行表达”[5]。互联网改变了知识传播的主体，也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更改变了以专家的分享为主导的知识传播格局，但付费知识问答平台尽管可以让更多的专家有机会与普通大众建立直接的联系，但又因强调知识的专业性和答主的权威性使得专家及其知识分答回归到互联网之前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付费问答平台并不能消解知识生产的精英主义取向，反而会不断强调这一取向，这与互联网所一贯标榜的“平民化”“大众化”“交互性”和“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及规律恰恰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久享盛名的答主是因为自己本身拥有较高的关注度和话题性，而不是因为其自身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成了备受追捧的专家（如明星讲述育儿经验），不仅是知识变成了难以经受得住推敲的“伪知识”，也使得自身的知名度变成了衡量知识是否专业、答主是否负责的标准，如安德鲁·吉恩所言，“网民的狂欢使人们更难分辨读者和作者、艺术家和宣传家、文艺和广告以及业余者和专家”[6]。
经上研究，本研究认为，由克莱·舍基所提出的“认知盈余”现象存在着在货币化的可能，但这种货币化过程却因过于货币化而导致了知识分享中的知识密度降低的问题，社会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明星的八卦隐私问题等都以“知识分享”的姿态登台，本质上并没有扭转克莱·舍基所构想的让消费转变为创造的状态。开发垂直领域或专业领域的知识问答是目前较具有可行性的知识付费问答操作路径，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信息的传播和生产回归到互联网时代的状况，难以将互联网所具有的协同创造等特性彰显出来，而知识用户在知识的付费问答中也难以真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知识生产，并卷入知识传播的网状结构中。这需要以更冷静的姿态对待我们今天备受热捧的“认知盈余变现”问题，需要全社会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倡导一种更为积极的消费理念，而不是单纯的娱乐或被动地接受。诚如约翰·哈特利所言，“数字知识作为新型社交网络市场的一部分”，若能使普通人“分享自己的专长并开发新型的网络化专长”，需要将消费者避免将自创内容单纯地视为一种以休闲娱乐为表征的“自我表达与沟通”，需要“接触社交网络市场”，还需要经过“全民范围内的教育”[7]。
【注释】
[1]本文为孟建与孙祥飞合作，原文发表于《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5期。
[2]［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胡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3]曹晋：《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4]“百度知道”，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hPH HDlzLVjoIQZS H TR LM0FdK2rhpSUmCcZZdhv0DZdJ UVuPSQCYBwZTPc00arPDHrYY128ZIxfdMBuT_SoaLTIDMl4vkNVFDeNKd8Ip5s21T47WjfL6TeD4m6jqS9c。
[5]［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07页。
[6]［美］安德鲁·吉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5页。
[7]［澳］约翰·哈特利：《数字时代的文化》，李士林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