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三者的协同重构了对外传播的主体

我国有学者将政治传播的主体分为“人类主体形态”“社会总体形态”“集团形态”和“个人形态”四大类：“人类主体形态”是一种理想类型，将“全球”即“人类”作为“隐形主体”，是一种理想性的假想；“社会总体形态” 是指“国家、政党、政府”；“集团形态”是指“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个人形态”是指个人主体^[39]。按照上述分类，国际政治传播涉及的主体主要有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对传播主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40]。实际上，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所预设的，是一个“强大政府”。只有“强大政府”才能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争取国际话语权、实现共同体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它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传播主体。中国的“强大政府”也吸引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对“政府”的作用作出了新的论述，他强调“强大的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因素，而后才是“法治”和“民主问责制”^[41]。同时，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协同，共同构成了对外传播的主体，习近平提出，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42]，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外事活动，不仅代表政府，也是个人主体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实现国际政治传播目的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