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当下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突破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对中国身份、中国历史、中国故事进行的界定和解读；二是将这些界定和解读转化成国际通用语言（这儿的语言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不仅仅是狭义的语言表达）进行合理的表述；三是选择恰当的渠道或者路径将这些表述进行有针对性的跨文化传播。概而言之，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需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解决与中国身份和本土现实相关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二是解决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这一切，都要以达到“有效传播”的良好效果为终极目的。
就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而言，传播路径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它涉及国家形象应该如何做以适应中国实践、国际环境和现今时代需要的问题。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若干讨论中，对“怎么做”的探讨较多，而对于“怎么做”的理论依据探讨的较少。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操作性的问题就应该撇开对理论建构方面的关照，同样，也不是因为一个所关注的问题极其宏大就应该停留在书斋中。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9]，思维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能够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样，任何科学的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我们对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时脑洞大开的想象或幻想中，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院哲学的纯粹思辨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关照不同学科脉络对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路径进行的理论梳理，也要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若干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尝试作为镜鉴进行深度考察——既要尊重前人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优秀的理论成果，也要注重中国本土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更要注重特定的传播路径与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勾连。
中国历代领导人就国家形象或中国形象进行过的若干论述表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对自己相应的表述以及相应地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策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一直是被忽略的他者，一个在沉默中时刻被他人表述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让世界惊叹于中国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更是让世界发现了一个积极与世界对话的东方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道路所散发出的魅力。在中国不断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先是以抗争的姿态消解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这个话语主体的漠视，进而以对话的方式来重塑中外交往、交流的主体间性。时至今日，我们逐渐从“中国可以说不”的对抗话语转变为“睦邻友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对话话语；并且，我们也正在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探讨中国这个基础薄弱但发展势头迅猛的“醒来之狮”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文明成果和丰富智慧。
仅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传播的战略表述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传播的叙述话语，采用“和平”与“崛起”的组合来表明两种含义：第一，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话语体系中的沉默的他者，而是以极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力量，此为“崛起”；第二，中国的“崛起”不会像近现代世界史那样导致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对外输出武力，是为“和平”。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一表述引发了世界主流舆论的高度关注，媒体界、政治界和学术界人士纷纷对这一表述进行阐释和解读；尽管中国强调了“崛起”所带有的“和平”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以自己的发展史作为参考的解读者眼中，“和平”成了点缀，“崛起”成了亮点，而对外的征服、侵略和殖民变成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另类解读。正如库珀·雷默所分析的那样，“‘崛’字中像P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是汉语里面用来指称死人身体的一个字——尸”，因而，“中国的崛起将会将世界旧秩序之‘尸’弃之不理。太平洋两岸的个别新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想办法判断中国有可能认为哪个国家会被埋葬、哪个国家将会成为掘墓人”[10]。
针对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或者认识，我们研究认为，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理应重视将抗争作为一种表述自我身份的策略，从而助于消解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习以为常的刻板偏见。抗争话语是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有效举措。但是，我们也认为，在历经了中国抗争性的崛起之后，有理由向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对等传播阶段过渡，塑造一个和平、友善、文明、民主、幸福的大国形象，并且这种国家形象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取代西方某些国家成为世界话语体系的领导力量，更不是以自我西方化和自我边缘化的方式迎合西方的某些优越感，而是摆脱了污名化和被塑造局面的大国，一个世界大家庭中不断为全人类创造智慧成果的家庭成员。尔后，我国对“和平崛起”的对外传播叙述话语进行了反思，代之以“和平发展”的叙述话语，显然，这向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走近了一步，收到了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但是，这样的叙述话语，仍然存在着跨文化传播的一些问题。
在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我们在跟踪研究中发现，“中国梦”这一表述不仅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甚至也成为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极为重要的自我表述方式。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基于跨文化对话、协作与本国文化贡献的“中国梦”正在日益成为现今中国积极构筑国家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201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在谈到我国国家形象时特别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习近平对我国国家形象完整而全面的概括，绝非仅仅是对国家发展的定位，同时，也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特别是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的独特把握。应当说，“讲好中国故事”，表面上理解并非是一个学术命题。但是，“讲好中国故事”背后所表征的，所蕴涵的，却是一个博大的“跨文化传播”重大命题。对此，我们投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所必需的。
【注释】
[1]本文发表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
[2]［德］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5]《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619/6629/20011012/579831.html。
[6]《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广播网，http://china.cnr.cn/news/201308/t20130821_513374392.shtml。
[7]张昆：《从“他塑”为主转向“我塑”为主：改革创新国家形象传播方式》，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19日。
[8]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印象中国——43位外国文化名人谈中国》，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9]［德］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
[10]［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