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多元文化格局下形成的法律制度，同样作用于对新闻传播业的规范和监督。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媒介接受的法律管制，是一种司法与自律共同作用的体制，这种共管色彩，对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态，包括媒介生态是合适的。共管中，国家作用始终起着底线作用，以澳大利亚制定的《广播电视法案》为例，该法案规定，在业界自律无法达成政策目标时，赋予联邦广电局介入的权限。在内容方面，澳大利亚对易受不良文化侵害的少年儿童给予了直接的保护性干预，这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对媒介的管制更多采取的是间接方式。政府直接要求媒介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情况比较少见。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时代报》不愿服从政府禁止刊登一篇关于10年前国防和外交报道的要求，宁愿把版面空出一块而付印，俗称“开了天窗”，造成群情哗然。当年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就该事件作出的判决结果，实际上否定了政府的干预行为。(https://www.daowen.com)

以默多克为代表的媒介巨头产生在澳大利亚，后作用于英美的现象，与澳大利亚在法律方面对媒介资本的宽容与限制作用分不开，它催生澳大利亚成为世界第三代大众化报纸的起源地。同时，由于澳大利亚百年来期盼建成“南半球的美国”梦想，媒介除了为之营造社会氛围之外，美国式的媒介资本寡头现象也成为一个特色。报业商业为追逐利润而垄断和干预新闻自由，从另一个侧面对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冲击。为此，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在大规模调查基础上对相关法律进行了调整，这些法律措施也促使默多克将媒介触角伸向海外，甚至转换国籍成为美国人。除了对资本的管制以外，澳大利亚官方还要求新闻自律组织必须制定明文的规范，并将拟定好的自律规范送交联邦广电局备查。此外，官方也与业界自律组织结合开设受众投诉的处理机构，一旦官方裁定受众投诉成立，而业者自律规范不足以认定媒体有错，官方就会修改相关的规定，在换发执照时考量，直至建议修改法律条文，以达到法律调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