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1]

孟　建　胡学峰^[2]

2000年，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弗朗科·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3]。莫瑞蒂是美国知名的现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文章中谈到了研究中的一个困惑：为了研究世界文学，我们究竟要读多少书才够？莫瑞蒂感叹自己研究1790—1930年间的西欧叙事文学时就已经感到自己像个“假内行”，面对数百种语言的文献靠传统的“细读”（close reading）来研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很多学者——无论是人文还是社科领域的学者——经常面对的难题。现在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资料堆积如山，仅凭个人有限的研究能力只能望洋兴叹。莫瑞蒂没有止步于感慨，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远读”（distant reading）。相对于针对少数经典文本的“细读”方法，“远读”可以借助一些手段来忽略细节信息，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把握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莫瑞蒂的“远读”概念迅速在人文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在《世界文学的猜想》中提到用计算机来实现“远读”，但是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DH）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数字人文是最近20年来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就其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显然是一个“合力”而致。在这个“合力”中，科学哲学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显露出超越“人本哲学”的特殊力量。数字人文最初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使用计算机来解决传统人文研究中遇到的、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概念风行一时之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近十年来，这一研究潮流开始在中国勃兴，人文研究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对其异常重视，新闻传播学界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就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回顾性、反思性乃至批判性的资料已有不少，但是对数字人文研究兴起的内在机理、潜在影响和现实意义的思考还缺乏理论深度和系统建构，无论赞同的声音还是反对的意见都体现出对数字人文理解的表层化和片面化。本文将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域出发，通过分析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来理解数字人文研究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在历史维度中聚焦于学术场域，阐述数字人文对学术生产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就数字人文对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研究的价值进行简要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