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与失衡:首发消息的事实瑕疵是舆论反转的基础
1.利己表达:事实瑕疵的首因
专业的新闻采编流程中,一条新闻需要多个信源之间相互验证,记者需要多方求证核实[6]。观察社交时代的医患纠纷舆论反转事件,首发消息通常来自其中一方,或医或患的利己化表达。这些表达往往以“权威”信源或“铁的事实”构成迎合受众常识的逻辑链条。这一逻辑链通常会被迫于时间压力的专业媒体首先采纳,奠定后续舆论的基调。
在反转前以患者声音为主导的纱布门中,受众最早对此事的理解是以患者一方提供的“事实”为依据,影响对事件定性的重要细节均有不实。家属称纱布是医生手术时“忘”在产妇腹中的,但后续调查表明,此操作是医生为挽救产妇子宫所采用的紧急措施。医生抢救时采用纱布止血,为保证止血效果,最后一针采用盲缝的方式。这一针挂住了纱布,若强行取出,可能会影响出血处的愈合。医院在手术后就针对这一情况向家属做了说明,并且家属当时对此情况表示了解并签字确认,但家属却谎称对产妇肚中的纱布毫不知情。可见,引发网友巨大情绪的“事实”——医生将纱布“忘”在产妇腹中并不属实。而患者及其家属的诉求非常功利简单,用“忘”建构医疗事故,从而获得高额赔偿。
在反转前以医院声音为主导的产妇跳楼事件中,事件发生后,医院连续发布两次情况说明,加之院方发言人两次接受媒体采访,四次回应中院方都坚称由于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导致产妇难忍疼痛跳楼。其间,医院相继公布了《授权书》、《知情同意书》、《护理记录单》等,并公布监控视频“证明”产妇都“跪下”了,家属还是不同意剖。院方宣传科还继续补充证据称,产妇家属“一是认为手术可以增加医院收入,二是考虑到要生二胎”,“他们认为女人生孩子哪有不疼的”等[7]。这一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在网上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情绪,对于产妇老公和婆婆的指责声铺天盖地,公众完全被这些“证据”误导。这些眼见为实的部分“证据”拼接出所谓的真相,医院希望通过这样的议题管理与引导来完成责任的转移,让公众关注“产妇为什么会跳楼”而不是“如何避免产妇跳楼”,突出疼痛是跳楼的原因,从而转移医院可能存在的监护不到位的责任。
在社交媒体时代,任何具有新闻生产能力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引起关注与讨论。很多时候舆论反转就是在事实不完整、观点带偏见的首发信息中埋下了伏笔。综合两个案例来看,第一时间发出的利己声音奠定了反转前舆论高峰的基调,也决定了最初舆论讨伐的矛头会指向谁。
2.内容重组:专业媒体的助力与背书
带有事实瑕疵的首发信息得以快速地传播和扩散,离不开专业媒体的助力和背书。即使是社交媒体时代,专业媒体以其“专业”、“权威”标签占据传播过程的中心位置,其介入加剧了片面信息影响力的扩大。
《生活帮》对“纱布门”的报道存在许多不当的地方。第一,首期节目以患者一方的陈述为主导,在有预设立场的情况下暗访医院,整段9分钟的视频讲述了一个无辜患者的悲惨遭遇:发现腹中有异物,竟是医生“遗忘”在腹中的纱布。第二,节目通过不恰当的剪辑手段,拼接了对医院相关负责人的采访内容,有意引导观众接受错误的信息。第三,报道采用标题《蹊跷!产后腹痛难忍,啥原因?》,此标题用夺人眼球的疑问勾起观众的好奇心,引导观众作出背离事实的猜想。
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多家专业媒体在报道时以医院率先发出的声明为依据,默认产妇跳楼是由于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的“事实”,尤其是在医院公布产妇“下跪”视频后,“产妇多次下跪”、“跳楼产妇两次下跪求剖宫”等内容以确定性“事实”出现在多篇报道的新闻标题中,并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传播,给了医院声明以第三方的“权威”注解,引起了网友的情绪共振,并激活了某种集体记忆,将事件的讨论更多停留在自我表达之中。只有少数媒体在“下跪”这一证据前加上“院方称”,为后续澄清事实留下了空间。是“下跪”还是“下蹲”,“含糊”的证据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新京报”就此事呼吁媒体应秉持基本理性,避免结论先于能自洽的靠谱证据而行[8]。
当下专业媒体处在一个亟须争夺受众注意力的时代,抢占新闻的时效性常与真相的滞后性形成矛盾。当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爆款舆论的反转已成必然。无论是媒体还是受众,都需要保持在是非评判上的克制,将争论导向以证据对证据的理性对话,让受众兼听则明[9]。
3.信源失衡:涉事主体信息发布的不平等未能及时平衡偏颇舆论
片面,甚至失实的信息之所以能主导舆论走向,也是因为涉事主体信息发布的不平等,其中一方未能及时发布准确的事实信息以平衡偏颇的舆论。
“纱布门”中,在《生活帮》介入前,医院已与家属有过长达四个月的交涉,院方为解决此事做了许多努力,“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们甚至一度盼着他们能到法院去告我们”[10]。这句话中透露出医院缺乏主动与媒体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当媒体报道后,医院虽及时发布了声明并回应媒体,但存在回应不当、引发误解的情况。院方声明中提及产妇家属趁医护人员不在私自划掉并损坏病历中知情同意签字,而家属拒不承认,对此医院称“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就是认定是她改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这一说法显得傲慢又无理。
而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与第一时间在微博发布声明的医院相比,产妇丈夫甚至还没有微博账号,双方信息发布能力的悬殊可想而知。直到舆论炸开了锅,家属才被媒体联系上。产妇丈夫首先否认医院的说法,称曾主动提出剖宫产,产妇生母出面证实,但这些简单的声明在当时并不能动摇带着巨大情绪的舆论声讨。
总之,涉事主体一方的消极回应或回应不当,只要没能及时形成医患双方平等的信息流动,就会为舆论反转留下空间和时间。